为世博会保电 雄鹰在空中巡护

5月1日,清晨,在湖北澧县和安徽无为县,各有一架红色的直升机整装待发,机组成员都已做好升空作业的准备:L4-7711杨仁谟机组将起飞执行±800千伏直流向上线复奉段巡护;B3-7716毕荣志机组于将执行±500千伏直流龙政线、宜华线航巡。他们就是国网通用航空公司世博保电特巡队成员,他们航巡的这两条输电大动脉将源源不断的电能送往上海。上海世博会开幕的第一天。     

基层财政“三保”压力:历史演进、现实症结与长效机制构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基层财政“三保”为核心概念,对1994年分税制以来基层“三保”支出压力的缘起、演进及形成机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分级管理—显现阶段、以县为主—奖补结合缓解阶段和统筹结合—常态化管理阶段。基于此,概括提出我国基层“三保”支出压力包含显性刚性支出、隐性刚性支出和临时应急刚性支出,并选取县级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县级“三保”财政支付能力进行量化评估,得出“中等地区”现象的基本判定。最后,提出要以对冲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打造升级版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有效注入流动性;深化财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推进各类民生社会事业改革进程,有效防止民生福利陷阱等对策建议。     

勿忘辛亥 勿忘浦东先贤

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们借时光隧道回到1911年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秋天,沉寂了千年的中国晃动起来,神州大地卷起了革命风暴,人们的热血开始沸腾,其中就有浦东先贤们那满腔激情的身影。那年的秋天,也就是10月10日后中国的东部地区     

农用地分等汇总制图综合知识规则的建立

目前基于知识的地图综合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大都集中在地形数据或地形图综合知识的研究上,针对某一专题的制图综合知识规则更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专题地图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对专业知识的特殊要求限制了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针对某一领域的专题地图分别建立制图综合知识规则,促进专题地图综合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及专题地图自动综合的发展.因此在现有的各种技术规范和综合规则的基础上,结合农用地分等汇总制图综合的实际工作,较全面的总结农用地分等汇总制图综合过程中需要遵循和运用的知识,包括基于应用的知识、专家知识、图形和拓扑关系知识、语义知识、过程性知识,并用人工智能中的产生式规则进行知识表达.     

我国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效用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现有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效用的统计分析,讨论了我国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并对有利于我国企业发展、国家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的统计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探.     

政府干预、管理者道德风险与农业信贷担保风险防范策略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重点解析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道德风险作为中介变量,政府干预影响农业信贷担保风险的作用机理,采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农业信贷担保风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项目风险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申请较高的农业信贷担保额度,从而增加了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在非对称性信息情况下,政府干预会激励高风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为了提高外部融资的可获性,隐藏或提供虚假信息,用以获得更高的担保授信额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诱发农业信贷担保风险.研究结果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资"三农"领域的应用,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家族企业CEO更替与业绩敏感性--家族涉入的调节作用

文章揭示了家族企业中CEO更替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涉入方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4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检验家族通过股权、董事会和管理等涉入方式,对CEO更替相对业绩敏感性这一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较差的业绩会增加CEO更替的可能性,而较高的家族直接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家族成员担任董事的比例则会强化这一关系。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只有当非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上述的机制才会发挥作用,说明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依然存在较强的"堑壕效应"。文章扩展了家族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机制的相关研究,对家族企业向职业化经营转型从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思索中国时尚教育的中国特色

又是一年毕业季,年轻的90后学子有着不可比拟的时代优势,他们的创意迸发越来越让整个行业为之感到惊喜.他们勇于尝试各种艺术风格,更以一种文化自觉用设计来表达民族文化. 在见证中国时装设计教育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围绕磨练传统基本功、观察生活并从生活中感悟、注重交流、差别化教育等发展思路,来自高校、企业界、设计界的"大咖"们对中国时尚教育现状与未来展开了深入考察与思索……     

地方财政收入负增长现象、影响因素及量化测度:以辽宁为例

地方财政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分税制以来其收入规模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更是地方各级政府行使职权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弱化,由两位数的高增长演化为个位数,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这其中以老工业基地省份辽宁最为典型.这一新的波动现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相关理论、方法,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通过采集大量数据,以辽宁为样本分时段(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量化测算了各因素对地方财政负增长的具体影响程度.量化研究表明,2014年辽宁虚增收入大约为800亿元,在2015年负增长影响因素中,做实财政收入强度最大、经济因素次之、政策性因素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