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极限”更需要中国城市化

鉴于北京、深圳等国内大城市试图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学者秋风先生提出一个观点：通过行政手段无法达到城市人口规模的最佳效果，在自由的城市里，资源是没有极限的。其论据之一是：发展经济学家米利安西蒙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人口增长了好几倍，但资源并没有出现枯竭，相反，所有物品的供应更丰富了。例如自1980年以来，铬、铜、镍、锡和钨这五种金属的综合价格就下降了。     

企业家能否安心享受政府健康福利

现在很遗憾的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还没有学会为社会理财,一会儿重奖官员,一会儿重奖企业家,而且权力丝毫不受约束。有抱负的企业家应该在这方面保持清醒,做为社会理好财的楷模。     

“掌勺者”与“补偿”论

张维迎关于改革的“补偿(赎买)理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其《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见《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13日)的万言长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理由是:“当到了某个集团不放弃既得利益就没法继续改革的时候,如果再不让‘赎买’,那你说到底怎么办?除非你有本事,把这些既得利益从有关集团手中硬抢过来”(吴向宏)。“至于改革中其他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领导干部,他们的利益也要得到尊重,否则改革就根本推行不下去。因为这一阶层掌握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舆论资源,是他们在主导改革,不尊重他们的利益,行吗?”(邓聿文)有一个著名的…     

也谈“丛福奎难题”

原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丛福奎因为升迁无望，转而信佛奉仙，并疯狂受贿，被判处死缓。潘多拉先生对此撰，认为：“只要给官员传达了消极信息，令他对自己的仕途失望、绝望，他就可能破罐子破摔，堕落成可耻而又可悲的腐败分子。这种对丛福奎们而言看似无法摆脱的宿命般的困境，可称为‘丛福奎难题’。”     

中国大城市的“器量”何其小

中国的户籍问题和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一样，成为国人一个永恒的话题，一句话就可以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日前表示，中国不会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他建议，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尝试推行绿卡制度。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如果在一个城市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年或超过一年半，并且有正式职业，就可以逐步获得在这个城市的居住资格。（2006年3月21日《新京报》）此语一出，自然又是见山见水。纷争不已。     

重构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

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和公民的社会权利状况。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78％降至44％。     

中国私产保护的三个窗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通过已经两年了，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明确写入了宪法。     

低碳经济需要"公民运动"

珠海是个令人向往的城市,多年前朋友就曾向我郑重推荐过,它和山东威海、福建厦门等地一样,可列入宜居城市行列。据悉,珠海曾被授予“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一个月前还正式被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准成为首批全国仅六个市、县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之一。     

多少辛酸血泪能凝成一部好《消法》

一部好《消法》,当能够支持对消费者的高额赔偿和对企业的惩罚性赔偿,并且引入产品召回、集团诉讼、法律适用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