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内生政府行为和所有权的产权模型：当物品属性外生给定时，在法律层次上界定私人物品有价值属性的归属关系取决于技术和政府的行为；政府既可以将私人物品界定为私人所有，也可界定为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这决定于政府类型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目标；当所有权界定以后，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能力和政府的行为选择就决定了一国资产的最基本的产权结构，由此，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政府行为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关于公司产权的理论假说。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城市化道路选择》(罗必良)一文有创见地提出2010年区内城市化达到工业化成熟期75%的水平,以及组成九大规模群构成都会带的模型。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家庭经营仍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基础

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将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为小农户服务: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是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中国家庭承包经营格局下,农户总是被视为农业投资与技术采纳的主体,但小农户行为能力的不足使得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分工深化及其迂回经济一直未受到政界和学界的应有重视。无论是美国抑或是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务,均具有内卷化的路径依赖特征。效率来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与服务经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为小农户服务”,即通过服务外包引入技术资金、企业家能力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由此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兼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本期约请罗必良教授主持的专栏选用了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理论维度讨论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一文认为,由二元结构理论所界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代表了两种不同生产率与收入水平的农业。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本文将农户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由此构建“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基于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①对于所有样本农户来说,地块规模越大,减施量越高。其中,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生产型小农,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而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减施量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②农户连片规模扩大,减施量就增高,并且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③农户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据此,农业减量化,应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形成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然后诱导服务供应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对农地规模经营的替代。     

农业分工的制度逻辑——来自广东田野调查的验证

农业交易特性导致其分工是不完全,但通过细分农业经营权可扩展农业要素市场的容量,农业分工水平从而经济绩效得到提升。市场容量的扩展必然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农业分工因而受到交易成本约束。农业的交易规模有限性、交易风险性与资产专用性以及农业资源产权被管制程度和农业契约不完备性都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来源。不过,由农业要素契约构成的中间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所以,应该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和创新服务方式来促进农业分工发展。上述理论与广东田野调查的实证结果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