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创新模式下的创新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

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了开放创新模式。在开放创新模式下如何进行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实现创新绩效最优化的关键。本文借鉴生产函数模型,构造创新绩效模型,根据创新投入成本的约束条件,推理出配置创新资源时应考虑各种创新投入的边际绩效和产出弹性。根据对边际绩效和产出弹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创新资源最优化配置策略。     

看不懂的奶粉反垄断调查

十个字"洋奶粉、发改委、纵向垄断"及其派生连篇累牍地占据了最近各类媒体的一角。这事件所产生的似乎都是愉悦的涟漪,尽管故事的内容我们还不甚了了。一些进口奶粉生产商随着发改委的调查宣告应声降价,对执法者而言,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暗爽。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公共资本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调节效应研究

选取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资本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公共教育资本的创新效应存在时滞性。在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公共资本的创新效应越弱;在产业集聚的高级阶段,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公共资本的创新效应越强。当私人资本投资小于某一特定值时,私人资本投资规模越大,公共资本的创新效应越强;当私人资本投资大于该特定值时,私人资本投资规模越大,公共资本的创新效应越弱。     

税收激励与数字产业创新效率

运用2008—2017年中国数字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信号理论探讨了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企业成长期更为明显，当发展到成熟期，此激励效应由正转负。税收激励对非国有、大规模、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创新效率更高；相比沿海省份，内陆及西部地区数字企业对国家税收激励政策响应更为积极。税收激励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数字产业创新；融资约束在税收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效应。     

郴州市红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涌现了可歌可泣的众多著名人物和故事，形成红色旅游资源。目前，红色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元深入，有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郴州市红色资源丰富，以汝城沙洲“半条被子”红色景区、湘南起义纪念地最为著名。而红色旅游本身就是讲好中国革命故事的重要载体，其实质就是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以郴州市红色旅游为研究对象，审视郴州市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情况，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分析郴州市红色旅游发展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建设性解决对策。     

数字化平台消费与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

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化平台消费对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平台消费显著带动了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主要通过提振消费和加速商品流通提高效益水平，并推动数字创新提升发展质量；(2)实物与数字商品平台消费作用效果相近，但机制路径不同，前者促消费、畅流通和强创新作用明显，后者对消费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主要作用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3)平台消费更显著地带动了具有国有产权、处于资本密集行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企业提质增效；(4)数字化平台消费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对平台消费带动制造业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为更好地发挥其在筑牢实体经济基础和畅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实践指引。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