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1985-2010

本文在测度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业结构变迁驱动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VAR模型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居民收入增长、国际贸易和市场化进程是驱动中国工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工业结构合理化和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长短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结构高度化是引导工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长短期原因,但反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存在。     

不同规模林农合作意愿差异的博弈分析——以对河北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

通过对河北省林农合作意愿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当前林农的合作意愿不强,而且,小户的合作意愿明显低于大户的合作意愿。为了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大户与小户合作意愿的差异,本研究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保障合作利润的超可加性、采取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重复博弈的形成会有助于提高林农的合作意愿。     

技术创新与人造板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在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人造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相关数据对中国人造板产业技术创新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人造板产业技术创新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模式不合理、新产品对销售收入贡献小、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应通过建立人造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大力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提升中国人造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措施。     

海域资源三维多层产权研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们对海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逐渐从平面开发利用向立体开发利用过渡,并开始重视海域资源开发利用的立体性和层次性。首先,文章对海域资源三维多层产权的概念、内涵以及特征进行研究,确定海域资源三维多层产权价值要大于海域资源整体的产权价值;其次,对海域资源三维多层产权体系进行研究,认为海域资源三维多层产权体系是由权利体系、初始配置体系、市场交易体系以及管理保障体系组成,并对产权体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海域资源的多层次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笔者以2003年～2008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大中型企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随机前沿模型,以工业新产品产值为创新产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资本存量为投入,对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发现了影响创新效率的4个因素:市场化率,工程师占科技人员的比重,政府资金的比例和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研究表明:各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明显的差别,制造业创新效率最高,采掘业其次,最后是水电气业。     

林权流转监管的必要性与政府角色定位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林权流转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林权流转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政府是林权流转监管制度的最重要供给者,也是林权流转监管机制的构造者。在监管制度的制订过程中,监管环节的设置是核心。     

基于AHP的EPC管道工程项目风险识别与分析

运用风险分解结构(RBS)方法,将EPC总承包管道工程项目划分为若干工作阶段,仔细识别与分析每一工作阶段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将识别出的各阶段具体风险对应到"人员、机具设备、原材料、工艺方法、环境"五要素中,转化成每类要素面临的风险。EPC管道工程项目的风险结构模型包括准则层和指标层。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风险度进行排序,可得出每类要素风险度的高低,进而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控制或转移。本文分析结果表明,EPC管道工程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依次为人员风险、施工工艺风险以及机器设备风险。     

收入分配差距、金融信贷约束与中国外贸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持续性贸易失衡相伴随的重要现象,就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得中低收入者因占有的社会总产出份额下降而致使其消费和投资能力相对下降,在金融信贷约束下,"过剩"的总产出又难以通过借贷的方式在国内进行消费和投资,最终"被迫"出口到国际市场,因而对贸易失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即:收入分配差距和金融信贷约束的确是中国外贸失衡的重要促成因素。据此,在中国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危机下的复苏: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构建一个简单的在产出上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两国模型,力图在理论上回答短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否应该成为应对危机冲击的政策工具。理论模型分析所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关税以及优先购买本国货等非关税壁垒,不但不能增加国内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反而有害;提升自主性消费和增加政府支出相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言才是更为有效的短期选择。进一步的数值模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当代国际分工深入演进的大趋势下,倡导和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应对危机、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性选择。     

地区幸福感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社会资本,会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与民营企业相比,地区幸福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但这一负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进而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