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向旅游

旅游目的地选择是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双方互动的过程，必须从旅游目的地属性与旅游者属性两个方面予以分析。已有的旅游需求模型用来激发或改变消费者旅行行为策略不敏感，不能满意解释旅游流的时空特性。为此提出“反向旅游”概念，并就其内涵、现实意义及产品开发和营销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反向旅游的表面是追求景观差异的极大化，实质是追求利益极大化，也是一种跨文化旅蝣行为。和一般旅蝣相比，反向旅蝣的求知求奇效益更大。但“反向旅游”广泛而不普遍，有时只停留在表面。可以从时间、空间、文化等多方面开发反向旅游产品，锁定消费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     

振兴东北经济：我们应向他人学习什么

振兴东北区域经济应从东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出台和落实各项符合实际需要的财税金融政策与彻底转变东北人的思想观念并举，促进东北区域经济的振兴。     

让京津成为无工业污染的生态环保城市——论两市共建京津塘工业城带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使未来的发展更具科学性。本文主要从自然风向因素角度来探讨京津两市工业污染状况,找出病源对症下药,在研究和借鉴世界工业城市发展走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集中统一规划方式,客观调整和优化两市的工业布局,实现京津塘工业城带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

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并非像传统金融学所说得那样围绕公司基本价值进行小幅震荡，常常表现出大幅波动的特征。本文采用基于garch模型作出的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成立十多年的股价波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反馈交易且其程度随着股价波动的增大而提高、随着涨跌限制而加大的结论。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程度与形成机理

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并且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对当代的启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中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股思潮。它以保护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宗旨,把克服全球生态危机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主张重新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它谋求一种新的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借鉴的观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和历史的局限性,注定了其前景不容乐观。     

温泉旅游规划中的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以俭汤温泉为例

作为温泉旅游地规划开发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旅游环境容量确定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温泉旅游地规划开发的成功与否。以俭汤温泉为研究对象,以温泉出水量为依据测算了俭汤温泉的最大环境容量,采用面积法测算了俭汤温泉的游人容量,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俭汤温泉规划开发所需床位及服务人员数。     

产业组织角度的合作R＆D研究述评

合作R＆D是企业整合研发资源的有效组织形式。本文对产业组织角度的合作R＆D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综述。首先列举了对合作R＆D理论具有一定影响的经验研究；然后梳理了产业组织角度的合作R＆D主流理论；之后介绍了较有代表性的非主流理论研究；最后是全文结论和留待进一步研究的论题。     

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兴趣。有观点认为，这是1990年代实施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后期效应显现。本文不敢苟同，通过对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整个历史演化的分析，采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说明了俄罗斯在1990年代移植西方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过程中遇到俄罗斯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严格约束，使得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失灵。这一教训使得俄罗斯进入新世纪以后重新审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制度环境，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与俄罗斯的现实结合起来，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作用，确定了“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效率改善发展转型与转轨效益

由于受到初始条件,尤其是转轨前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在各国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转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局限造成了在转轨效益评价中的很多错误认识。转轨是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转轨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效率的改善。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应该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本文尝试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以此来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