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率、双重红利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税、污染存量和预期寿命的世代交替模型,研究环境税对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传导机制看,环境税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环境税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环境税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环境税率上升使得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环境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参考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环境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本文认为,合理的环境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习惯形成及其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在传统的Ramsey模型中,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这类效用函数由于其简洁性而得到广泛应用。但后续的研究发现,时间可分效用函数框架下得到的结论与现实经济差别很大。为此,经济学者通过拓展和完善Ramsey模型关于效用函数的设定,进而使得理论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传统Ramsey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习惯形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从而对很多宏观经济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首先介绍了习惯形成的含义以及习惯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而后从消费储蓄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资产定价理论几个维度考察了习惯形成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习惯形成模型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研究新进展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等问题。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包括局部不确定性与全局不确定性。局部不确定性是指对应唯一的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经济中存在无穷条收敛路径;全局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初始状态不同,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本文较为详细地综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文献,旨在通过介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的新进展,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的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结构转型

本文将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结构转型框架,假设政府通过税收为财政支出融资,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从结构转型的视角考虑,经济中存在最优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考察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这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支出渠道实现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分地区的研究发现,在沿海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总体效应不显著,其中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基本建设支出对结构转型影响不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在内陆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总体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对结构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和农业支出对结构转型的作用不显著。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

基于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不同地区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认为,各地区资本投入力度以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拓展的MRW框架的分析

本文基于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框架,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R&D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投资对产出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了我国总量的生产函数以及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此外,本文还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进一步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模型的分析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的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并且将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性支出,从而考察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从而回到了Barro(1990)的结论,尽管本文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Barro(1990)差别较大;在基准经济(benchmark economy)的参数环境下,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从而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转型时期制度变迁 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市场化水平视角

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已有研究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运用跨国数据考察了政治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经济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用樊纲等人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我国的经济制度，运用1997-200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制度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经济波动越小；市场化水平提高1%，经济波动减少0184%。本文认为，加强市场化建设是熨平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     

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转型——基于R&D驱动经济增长框架的分析

本文在Jones(1995)的R&D驱动的经济中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进而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条件。政府财政选择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支持不到位,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如果这些国家政府对教育和研发给予较高的财政补贴,则可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