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组织产品一条龙协作的经验好

江苏省常州市是全国中小城市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从1965年至197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由59,800万元增长到258,000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197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24,460元,上缴国家的税金和利润,合计48,287万元。这些数字与全国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都是名列前茅的。常州市工业发展速度快,劳动生产率高,对国家的贡献大,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在全市范围内,以生产大类产品为中心,组织一条龙专业化协作,大大提高了该市工业的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     

在经济学中利用数学方法的两重任务

在经济学中利用数学方法的任务是什么?马克思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爱好数学,写过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数学论文,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数学笔记》。从马克思的著作、书信以及他同时代人的回忆来考证,马克思钻研数学,不只是为了“消遣”,拿演算数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式”,还抱有两个很重要的目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并在自主研究的同时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美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绩。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很多有利条件,如全国性的研究会或学会组织、特定的研究基地、有吸引力的学术园地、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有一定质量的教材和专著及其他出版物、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1世纪,我国数量经济学需要适应两个潮流、看准五个方向、抓住三个重点,采用以中国化为主体、国际化和信息化为两翼的发展模式,并做好发展规划、重视人才培养。     

开展数量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我们所说的数量经济研究,是指对经济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数量变化及其规律性的研究和为此所采用的各种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主要是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是很重视经济的数量研究的。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数量经济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工作水平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与数量经济学

当前,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如何紧密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谈些意见。经济体制改革对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数量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数量变化及其规律性,“过于狭窄”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若干问题

一、企业竞争力的含义与要素 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环境中，与同一行业或地区的其他企业相比，利用资源、技能和知识谋求盈利和提升企业价值的生存、发展能力。进一步说企业竞争力还是企业创造价值、变格创新、整合资源、学习提升、组织执行、应对环境等各种能力的综合和集中的反映。     

谈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从来不外乎有三种作用,一是促进作用,二是促退作用,三是正负相抵的零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赶超发达国家,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     

继往开来 推陈出新——纪念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成立十周年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成立已十年了。这十年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十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前身是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它是在于光远同志的支持下于1979年3月间成立的。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有在此以前经过较长时间准备而逐步成熟起来的两个基础,即学术基础与组织基础。所谓学术基础是指从1959年到1978年这20年内     

开展数量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学理论研室究于1986年1月成立。在该室第一次会议上,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乌家培同志就开展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问题谈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对该室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在我国怎样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特刊载于此。     

食品安全、监管有界性与制度安排

现有研究主要将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总体方向定位为强化监管,隐含了增加监管力度就会减少市场违规行为的假设。本文基于理性与有限理性假设的违规决策分析,在理论上发现并通过仿真验证:加大监管力度对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某些情形下,随着监管力度的增强,食品安全违规行为反而逐渐增多("监管困境")。同时,生产经营者的平均收益水平和行业总体收益水平也会相应降低("违规困境")。据此,作者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有界性"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应从单纯增加监管总量的制度安排转变为结构动态优化的"监管平衡"制度安排,即监管者面对监管资源不足的严峻现实,应联动地看待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三元结构,根据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支付水平动态调整监管力度,而不同的监管力度又会影响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的支付水平,以此追求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维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