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税收征管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进入大数据时代,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刻画税务部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并且这一效应在外部监督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

实体企业是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厘清其研发创新行为背后的制度影响因素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视角,系统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其研发投资显著增加,即契约执行环境改善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机制检验证实,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人力资本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的核心机制,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务融资显著增加和高技能员工占比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研发投资的正向激励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中更为突显。本文结论不仅为国家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直接证据,而且为如何有效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固定资产折旧、税收筹划与异常投资

观察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可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发生在第4季度,即存在“异常投资”行为。针对这一特征事实,本文试图从税收筹划视角进行解释。基于两期投资模型的理论表明,给定固定资产折旧具有税收规避功能,企业推迟投资并在获取更多财务信息后再做投资决策,相当于持有一项“等待期权”。企业经营不确定性越大,“等待期权”价值越高,年末投资以降低所得税负担的动机越强。进一步,基于加速折旧政策出台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弱化了试点行业的“异常投资”行为,而且该效应在盈利能力强、所得税税率高、财务信息不确定性高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相对较小。特别地,试点行业在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之后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改善,尤其发生在“异常投资”程度高的企业,这反映出“异常投资”行为在帮助企业实现税收规避的同时,会损害其长期绩效。本文强调,理解企业的税收筹划动机对于推动财税政策改革以助力投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续贷限制、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政府部门不断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申请,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一定支持。以《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银行续贷政策收紧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且该效应因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从企业层面来看,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抵押品匮乏及SA指数高的企业更为凸显;从地区层面来看,该效应在财政压力大、金融深化程度低及银行密度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降低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的核心机制在于流动性约束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贷款规模减少和贷款期限缩短。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续贷政策收紧还抑制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和产出规模,但对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支持了现阶段银行机构放松续贷标准的举措。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基于信贷供应方视角,本文系统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呈现出短化趋势,并且这一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对于财务风险较大以及无政府隐性担保的企业,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负债的意愿较小,从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短化的加剧作用更强,这表明金融机构对短期债务的供给偏好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短化的核心作用机制。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致的债务期限结构短化会造成企业长期资金出现缺口,加剧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变动的背后逻辑,对于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稳金融”政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