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比较,并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按照区域和维度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基本能够摆脱现行标准下的收入贫困,但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各个区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程度普遍较高,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农民工多维贫困贡献最显著的是住房、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收入维度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微弱,农民工的贫困是多维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因此,应尽快构建统一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从多维角度对农民工的贫困进行精确识别,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针对性地在能力剥夺较为严重的住房、健康、教育等维度对农民工“赋权增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农民工脱贫的可行能力,提升精准扶贫效率,助推农村脱贫。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研究 --以天津为案例从人口特征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

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关于导致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的讨论成为了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重点。本文以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2004年3000户最新调查资料为样本，采用二种方法考察了城镇居民各人口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结果表明：职业及职务、教育程度和行业是当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三者合计解释了城镇居民总收入差距的40％以上。其中，职业及职务特征超过了行业，跃居成为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教育程度的影响排在第二位；行业特征退居第三位。为此，调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控制两端，扩大中间”，即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形成一个一个菱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体系。     

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本文设计了一套适用于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均值法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实证测算。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暂时领先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各区域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各具优势与劣势;各区域在海洋经济产出情况和海洋经济生产基础能力上的差距是造成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城市化、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导致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年开始缩小;其次,城市化意味着低收入农村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最后,城市化促使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缓。由此,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将在2006—2009年迎来倒U形曲线的拐点。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我国1995～2005年分省数据面板分析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又一影响因素.利用1995～2005年分省数据进行的面板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在1995年以后的技术进步向城镇低人力资本倾斜,对收入差距缩小有明显作用;农村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不相匹配,造成农村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必须在发展技术进步的同时,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相互匹配.     

共同富裕目标下全面缩小城乡差距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而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了我国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历史演进。进一步,本文全面系统梳理了农村与城市在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差距的现状。据此,本文提出应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要抓手,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切入点,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测算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计恢复力，并深入探究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呈倒U型关系；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倒U型影响，自组织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能够通过影响教育回报率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作用；农户生计恢复力对男性户主、女性子代和高教育回报率地区家庭的教育期望影响更大，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降低了二者的关联性。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效应、工具变量等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尤其是显著提高低级和高级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东部和中西部角度，还是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角度，数字经济发展均正向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且在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各地区应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合理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人力资源有效性，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