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究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7—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的研究投资对其销售毛利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研究投资与其未来的经营利润显著正相关,存在长期价值效应。进行研究投资的样本企业占全部样本企业比例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进行研究投资的企业数量不多,当前企业对研究投资作用的认识不足。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     

企业转型升级与研发投入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的视角

企业转型升级尚无明确定义,理论更处于探索中。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看,企业、政府、政治和市场是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对此,本文以政治关系和市场化进程为纽带,研究了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企业转形升级;政治关系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显著,产生的是诱导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不显著,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这反映出民企通过政治关系,对政府提出的企业转型升级更有热情,更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有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治关系才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除政治关系和政治热情外,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强化市场化机制建设。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我国企业粗放式发展与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

我国企业粗放式发展,"九五"期间就提出了转型,但到"十二五"已近20年,成效不大,比较缺乏内在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对此,尝试地研究了粗放式发展的特征,为什么粗放式发展难以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粗放式发展的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偏离了企业创新投入的目标,企业创新投入效率直接受到了粗放式投资环境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调节影响,削弱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动机。这表现为无论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其调节作用都削弱了对企业R&D创新形成的竞争优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其政策启示是,企业在我国粗放式投资环境下,应保持企业固定投资与R&D投资的目标与战略的一致性,才能摆脱粗放式,取得竞争优势。     

设置独立董事一定能够提升公司业绩？

本文研究了独立董事提升公司业绩的受限条件，分析了独立董事拥有的入力资本、关系资本和内在动机如何在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影响下发挥作用。     

产业集群、信息传递与并购价值创造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互动性的网络生态环境和平台,能够通过供应链与价值链上价值活动的协同效应,促成集群内外企业的知识和信息共享.因此,相对于集群外的企业,集群内的企业更容易发现并购的机会,以及知道并购什么样的企业,其整合成本和风险更低,而且能够获得更好的并购业绩.文章利用2003-200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断.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产业集群内的上市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并购,而且并购后企业绩效得到了更好的提升.文章基于信息传递理论研究了产业集群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深化了人们对并购价值创造机制的理解,对当前政府推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企业R&D投资行为及其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由技术（T）、组织（O）、和环境（E）组成的TOE框架,并研究了该框架下R&D投资行为及其价值创造的具体机制。以上市公司为例,文章发现TOE框架为解释企业R&D投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技术因素（T）是管理层作出R&D投资决策的基础;组织因素（O）是企业R&D投资决策的内在动力;而环境因素（E）是转型经济中影响企业R&D投资决策的外在动力,其中以组织因素对企业R&D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大。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R&D投入后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价值创造的冰山模型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证明了R&D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受企业的技术专属性与互补性资产的影响,从而为Teece（1986）有关资源观在R&D价值创造中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     

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

金融市场如何支持企业的R&D融资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银行业竞争性同时表现在中小银行与四大行之间、传统的国有银行和新兴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现实背景,探讨了银行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于企业R&D融资约束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我们以2002-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助于缓解企业R&D投资的融资约束,该影响分别在民营、高科技、小型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本文为理解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企业R&D投资贷款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