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与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本提出了判断经济过热的三个标准：经济增长是否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是否遇到资源环境的约束?经济运行是否面临通胀的压力和不良贷款的增加的风险?本认为地方政府在本次经济过热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要实现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根治经济过热的顽症，关键是制度创新，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国有股转让与流通的方案比较与选择

国有股,法人股直接上市流通,这种方案就是让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一起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是最早提出的一种解决国有股流通的方案,但这种方案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股数量巨大,超过了市场受能力,大量的国有股上市将加大市场扩容速度,导致股票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国有股,法人股与社会公众股在发行上同股不同价,在同一市场上流通显失公一,而这一点将导致人们怀疑国家发展证券市场的基本政策,怀疑国家减持国有股的动机,导致股市风险的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学提出了将国有股缩股后再行流通的方案,这一方案必须将国有股进行还原处理,其操作的复杂性显而易见。而且,其定价也面临二难选择,高于或等于市价将无人问津,低于市价将冲击股市,在数年前,上海曾以“嘉丰”为试点,让其国有股直接上市,结果引起了股民恐慌,造成股价暴跌,并低迷数月之久,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建筑工程监理的作用与控制策略

建筑工程施工中,监理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分清主次,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制订质量控制计划,并依照计划对工程的施工过程、质量、进度及投资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建设单位不必要的花费,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及施工安全,充分发挥工程监理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建筑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平台经济：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

经过近两年的专项治理,我国平台经济已进入常态化监管阶段,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离不开平台经济的有力支撑,平台企业大显身手正当时。当前,我国消费互联网平台趋于饱和,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潜力正逐步释放,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能;平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新兴数字就业岗位不断被创造出来,吸纳了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平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作用日益凸显,实体中小企业可以“借船出海”,通过跨境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平台企业还可以直接“走出去”将中国成功模式引入海外市场,带动国内产业向外延伸,提高全球化发展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未来,对平台企业要坚持支持发展与监管常态化并重,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差异和劳动力跨境流动——基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事实证据

采用2011—2019年50个中国跨境劳务输出东道国（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法律环境差异”及其分别同“霍夫斯泰德社会文化距离”“语言差异”“信仰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交乘的五维文化差异测度体系,实证检验文化差异对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显性和隐性壁垒作用。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语言、信仰、民族及法治环境五方面的文化差异均会显著抑制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规模,且该抑制效应在洲际市场和劳务合作类型两方面均存在异质性。     

服务零售促进消费潜能释放的政策建议

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既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实物消费逐步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趋势,也折射出零售主体和零售活动在服务业各环节运行中重要性提升的现实,但是以服务零售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仍十分有限。本文结合零售基本理论和服务消费商业实践,界定了服务零售概念的内涵、价值及其在统计核算上的边界,并在总结现阶段服务零售呈现主要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托服务零售助力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服务零售额”指标,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情况。当前,服务零售正呈现需求规模扩大、供给质量提升、新职业不断涌现、线上线下紧密连接以及商品和服务零售快速融合等特征。应更加重视服务零售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通过扩展服务零售场景、支持服务零售商数字化转型、推广服务标准化等途径,更好地促进服务零售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商事制度改革、人力资本与创业选择

通过构建创业决策模型,本文分析了商事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对创业的作用,并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启动时间、三证合、落实时间和设立市场监管局时长三个方面测度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商事制度改革,进而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近60万个个体创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创业;(2)商事制度改革提高了创业质量,机会型创业占比更大,创业收益更高;(3)从人力资本在创业活动的配置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对改革促进创业的中介效应,发现改革激发了人力资本在创业上的比较优势,更多高人力资本人士参与创业,从而推高了创业数量和质量.因此,商事制度改革要与人才政策相结合,为高人力资本人士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多制度便利,以提升全社会创业水平.     

中国国债规模:现状、趋势及对策

本文认为自１９８１年我国发行国债以来,国债规模日趋增大。它的变化出现了３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认为“九五”时期国债的理论规模保持在２２００亿元到２８００亿元是可行的。文章在对中国国债规模进行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从财政收支角度看,我国的财政债务规模已明显偏大,没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力;但从国民经济的大范围看,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却十分可观。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两个比重”过低,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振兴财政”。本文拟对中国的国债规模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阐释我们的观点与看法,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高新技术提升现代金融服务业的政策取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IP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等)对传统金融业渗透不断加强,导致传统金融业的边界不断变化和调整,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层出不穷。以高新技术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是增强金融业竞争力和促进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我国金融机构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非基本公共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北京健康医疗与教育培训行业为例

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是面向国内需求、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能力为目的、主要由消费者自行购买的服务业。研究发现,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有助于实现内需升级、增加就业吸纳和经济转型。目前北京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业适逢其时,但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社会心理和技术标准等是其阻碍因素。因此,应该从制度层面取消户籍制度内涵的垄断性福利、消除商业银行对民营资本的歧视性惜贷、改变目前的二元就业体制以及建立非基本公共服务行业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标准,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业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