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企业异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效应

本文围绕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可能产生的结构扭曲效应问题，通过在信贷市场存在异质摩擦的经济环境中构建数字金融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和宏观时序样本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效果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数字金融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扭曲效应；(3)数字金融的作用存在扩张与紧缩政策下的非对称性，并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期优化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以“最优解”享受RCEP红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一年来，中国与RCEP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2.95万亿元，同比增长7.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8%。这个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为区域经济合作增添了新活力，在世界经济整体黯淡图景下焕发勃勃生机。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方，中国高质量实施RCEP，与各方携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助推地区经济逆风前行。在全球供需扭曲、供应链不畅的背景下，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大大降低了商品享惠的门槛，让区域生产资源流通更为高效、顺畅。得益于RCEP广泛的“朋友圈”，进出口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产品和业务特点，充分利用原产地累积、经核准出口商等规则条款，合理享受关税优惠减让，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创造发展机遇。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对RCEP成员国来说，关税削减、贸易便利、要素流通等一系列实质性利好，正在为区域合作搭建新平台，提供新动力。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经济、价格粘性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效果

发展数字经济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大强国战略之一，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地改变中国的经济形态和运行机制。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石——价格粘性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变化。本文首先在一个两部门最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探讨了数字经济引起的价格粘性变化通过Fisher恒等式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的机理，据此提出了可用于验证的模型结论和机理假说，并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引起的价格粘性变化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调控总产出的效果；(2)数字经济弱化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的机理，主要在于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价格粘性降低了企业投资关于名义利率的敏感性，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大；(3)数字经济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弱化效应，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货币政策实施频率和商品市场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完善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和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据资产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数据资源也逐渐彰显出其自身的价值。以此为背景，本文主要围绕数据资产的相关概念、会计核算的现状，来进一步探讨现阶段数据资产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相关建议，为企业财务报告的更加完善提供借鉴。     

“党政一肩挑”能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吗

企业党委是经营管理活动的领导核心和重要监督力量，本文以200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党政一肩挑”——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党政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影响主要集中于董事长管理能力较强、党委书记政治晋升预期较强、内部代理问题严重、外部监督力量薄弱、股票价值稳定性较差的样本中。最后，“党政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同时也强化了上市公司党委对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保护。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点词汇。文章以陕西省为例，概述了农村经济的含义及衡量指标、农村金融的概念，分析了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了解到优化资源配置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并重点阐述了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联系，提出了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融合的对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存在跨周期调控吗

针对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议，本文基于经验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的可能效果进行了考察。利用我国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首先采用HP滤波法测算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其次运用三阶段SETAR模型及趋势突变点识别法分别进行两种周期识别，最后采用FAVAR模型对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判断。研究结果发现：一是货币政策对总量产出存在一定程度的跨周期调控效果，但具有较强的状态依赖性；二是货币政策对工业产出不存在跨周期调控效果；三是经济不确定性越强，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效果越差，但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可以增强跨周期调控效果；四是在经济衰退期数量型货币政策相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实现跨周期调控方面更具优势，而在经济高涨期两者都不存在跨周期调控；五是政策预期在跨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化预期是实现跨周期调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