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资本流动的再平衡

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和差异化优势。资本的跨国流动在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经济和金融风险,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与承担风险的巨大反差等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的重要诱因。     

产能过剩阻碍经济快速发展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

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重要的是,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将延长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此次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制造业格局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中国要选择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反危机的突破口,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突围。     

认知透视:企业家自我效能在决策中的运演

新经济时代是激发企业家自我效能的时代。面对着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和纷繁复杂的竞争格局，迫切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自我效能来驾驭风险和变革，创造机遇。立足于独特的认知视角，挖掘企业家自我效能在自我评估中的功能和价值，深刻阐释其在企业家决策过程中的运演机制，不仅对自我效能这种认知资源的挖掘、培育和提升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同时对企业家正确认知自我，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提高决策科学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具有深远的建设性意义。     

信用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信用缺失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可以说,信用不仅关乎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关乎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整体性安危,从这一意义上说,信用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产品质量是企业信用的底线,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金融企业。对于金融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在次贷危机中,信用链条既是贯穿始终的"生命线",也是一条使次贷危机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链条。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化解经济背离风险期待政策创新破局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通道,几乎每一次周期性上升都很快遇到了结构性下行的阻力。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外部冲击,经济结构性矛盾会将其放大,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中国要做有含金量的全球贸易“龙头”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全球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外部市场资源,贸易战动荡升级在所难免。     

全球对危机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再年之后,全球经济依然乏力,尽管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系统性风险有所下降,但发达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平衡财政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各国政策空间几近极限,真正走向复苏并启动新增长之路并不好走,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