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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股权型负债为主,这种资产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没有使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状态有所缓解,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净流入不降反升。总体看,并没有起到改善对外资产结构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内在约束出现偏差。我国应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优先置于扩大其投资规模之上,在国家层面建立内部约束协调机制,提高其收益率,更重要的是阻止FDI在华投资收益的膨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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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和流动性过剩,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物价持续上扬而难以平抑、对外贸易增长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持续性受到影响等.我国现行的外经贸政策效应也由此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外经贸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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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拉动内需和进口贸易的关系入手,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了拉动内需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间是不完全相同。这解释了在金融危机下,众多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因。因此,当前我国在拉动内需保增长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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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际贸易结算的一般运作入手,探讨其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以期使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采用符合国际潮流的非信用证方式扩大出口的同时降低出口信用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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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出口贸易的传导,使我国实体经济也几乎同步出现危机。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疲软,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方式只能起到暂时替代的作用。重新依靠出口贸易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除了静待以欧美为主的世界经济的复苏外,还需要在结构上对我国出口贸易进行多方面的调整以及扩大我国的对外投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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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指中国、日本和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以及东盟经济体。东亚第一波高增长由日本引领,并迅速扩散到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一些东盟国家。这是第一代东亚共同体的崛起。东亚第二波高增长是由中国引领的,目前正被扩散到整个东亚区域。比较而言,中国引领的第二代东亚共同体在经济上比日本引领的第一代更为强大。中国不仅是东亚增长的引擎,也是区域经济整合的催化剂。然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不能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形势。中国和平崛起这一理念并未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认同。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总体关系仍将是政冷经热的局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增强其政治和战略地位,使得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新兴关系更为复杂化。因此,东亚现有的地区秩序将继续被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所破坏。东亚共同体不仅需要建立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整合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在相互具有和睦安全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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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过快、过度,难以给出口企业预留足够的应对时间,也超出了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步调,因此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并不明显,这突出体现在出口的国内外增加值的差额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扩大。本文分析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制约效应,并提出相关建议:人民币升值需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承压能力,合理掌控人民币升值的步调;应尽快矫正劳动力市场的失灵,让企业培养新人的投资收益得到保障;对低技术含量的出口品应进行生产能力和出口总量的协调,降低该类出口品的价格弹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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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品贸易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不断突破,2004年以来就在世界贸易中稳居第三位.与此同时,巨额的商品贸易顺差为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也掩盖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足.据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只有.1290亿美元,虽然在世界上排名第五,但几乎只有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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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投资便利化正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条新渠道。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要求是:降低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鼓励外资进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从福建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实施现状看,基本上在这三个方面对接了全球价值链需求。但这一对接过程可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高流动所带来的风险。因此,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先行先试贸易投资便利化新举措、进一步深入对接全球价值链时,必须将风险防范考虑在内,应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优化区内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为区内企业赴台投资创造便利条件;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总结经验。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