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中国企业的市场存活分析:中间品进口重要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生存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延长了企业的经营持续时间。进一步引入中间品质量差异性和贸易方向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经营持续时间的正向作用与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呈正比,并且中间产品进口对双向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单向贸易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促进企业市场存活的重要渠道。最后,引入行业差异化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异质性产品行业的企业,中间产品进口对同质性产品行业中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更大,而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和双向贸易模式可以进一步强化上述作用。     

僵尸企业、信贷约束与中国出口升级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品质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本文尝试从僵尸企业的角度为中国出口升级滞后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利用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即正常企业)的出口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僵尸企业明显提高了非僵尸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而信贷约束的加剧是前者抑制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渠道,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越大。本文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僵尸企业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此外,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研究为解释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相对滞后的现象,以及理解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我国贸易发展、外资引进与国内就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1996-200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就业的影响,并从区域视角考察了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显著地促进了国内就业,出口的就业弹性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进口贸易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为负,而外资只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有促进作用。最后本文为扩大就业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

“去库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企业库存调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库存,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匹配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合约成本和企业销售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库存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处于价值链上游、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库存调整削减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库存削减调整是互联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为企业库存管理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认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企业生产韧性,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出口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提高产能利用率对于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多元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多元化水平的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从传导机制来看,供给侧的提高生产效率机制与需求侧的推动出口扩张机制是出口多元化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多元化对民营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出口多元化策略的相对有效性,发现与出口产品多元化相比,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的研究对于如何有效制定出口策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