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治理环境与中国企业生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生存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微观效应。研究表明,只有适度的政府补贴可显著延长企业的经营持续时间,高额度补贴反而提高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寻补贴"投资和创新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政府补贴抑制企业市场存活的重要渠道。最后,本文还引入地区治理环境指数,研究发现良好的地区治理环境不仅对企业生存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政府补贴对企业生存的改善作用。     

浙江外贸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影响——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省1986～2006年GDP和进出口的相关数据对浙江外贸和经济运行的轨迹进行分析,测算外贸依存度、贡献率、拉动度及弹性四个对外贸易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浙江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出口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得到了较好的拟合结果,为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假说(ELG)提供了新证据.     

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计量方法就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过去的创新积累对当期的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高水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此外,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影响程度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象。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且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对外经济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低,而在内陆地区则恰好相反。本文为理解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升地区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出口如何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地评估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在出口后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2)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出口主要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产生积极影响;(3)因企业出口密集度、企业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贸易方式以及出口目的国的不同,出口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鼓励和促进有能力的企业从事出口活动、参与全球竞争,对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基于协整理论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重点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是内资企业出口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论支持了投资和贸易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出口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而在长期,外资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     

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研究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规模。具体而言,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平均下降0.15%;此外,僵尸企业还对非僵尸企业的进口决策、进口种类和进口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提高了非僵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对其进口产生抑制效应,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僵尸企业确实是通过加剧融资约束进而影响非僵尸企业的进口。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僵尸企业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和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的进口的抑制效应更大,另外僵尸企业对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较大,而对消费品进口的影响较弱。本文研究结论意味着,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可以缓解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少资源错配,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进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外资进入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负向溢出效应,不过两类外资进入政策调整的负向溢出效应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外资进入自由化越倾向于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总体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就业资源再配置效率改善和低效率企业退出是外资进入自由化促进制造业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的经济效应,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

本文以中国政府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所引发的外资自由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不仅显著提高了创新程度,而且还有利于延长本土企业的创新持续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创新以及采用FDI溢出指标刻画外资进入程度之后依然稳健。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研发能力增强与融资约束程度降低是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引资政策的绩效提供了微观依据,同时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

本文基于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经验检验。研究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纠正了传统研究中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因素对省际经济增长影响的低估问题。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人均GDP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7.2%和17.9%,并且前者的作用随时间增强,而后者的影响有所减弱。此外,二者之间在促进增长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即: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内陆地区的影响更重要,这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统筹国内外市场,实现内外需平衡增长,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