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行“企业家风险报酬世袭制”如何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分配体制中,企业管理者的薪金收入往往是根据他们在位期间企业经济效益状况给予分配。这种分配制度,使国有企业管理者注重更多的是自己在位期间利润目标的实现与受职工拥戴的程度,通俗地说,他们并不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五十八岁、五十九岁"退休前综合症",于退位之前赶紧"捞一把"。为什么在我们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会出现"穷了庙富了     

重新审视企业目标

对片面追求利润的企业目标的反思长期以来 ,我国在评价和考核企业经营效果时 ,最常用的一套指标是 1992年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 6项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据此对不同地区、行业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 ,作出综合评价。后来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又制定过一套新的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由 6个增加到 12个。考察这种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我国现行的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反映的主要是企业经营者利用企业现有的装备创造了多少效益 ,而对企业经营者们…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和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此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与结果指数均有正向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4）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技术结构升级带来的中介效应。     

安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安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既有资源禀赋的约束,也有历史问题的影响,更由于政府发展战略的不连续和创新能力的缺乏。因此,必须抓住机遇,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安徽的经济发展跟上全国步伐,经济地位得以迅速提升。     

支持与选择:央地产能政策的行动逻辑与空间适用

产能过剩扭曲了资源配置,而中央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具有两种不同的引导资源配置的逻辑.本文以中国2008-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治理产能过剩为目标、比较优势为索引,探讨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独立制定的产业政策与追随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均可以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但是前者的边际作用更大且顺应了比较优势.在央地两级产业政策的空间适用性方面,两种产业政策组合在不同地区分组、政府压力分组和市场化分组中,实现了不同的治理效果.地方政府压力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治理产能过剩的央地产业政策将更加协调,更能遵循比较优势路径.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问题探索

本文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家风险报酬世袭制”的思路,就如何激发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性、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企业家人力资本持续供给的制度化与企业持续成长

以企业家的才能发挥为表现特征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的寿命周期，与企业成长的寿命周期不完全重合。优秀甚至卓越的企业具有一群优秀企业家前后相继构成的“供应链”，与企业持续成长能力的积累形成一种持续的“正反馈”机制。企业成长各阶段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存在不同的需求．而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不易观察性和不易测量性，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能否满足企业成长各阶段对它的需求，是企业寿命周期能否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的关键。企业持续成长的源泉在于企业家能力的资本化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供给的制度化。     

浙皖经济增长业绩何以如此悬殊?

考察安徽与浙江经济增长业绩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历程表明，安徽与浙江经济增长业绩差异的产生与制度变迁、发展路径，与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有着系统的联系。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和A股314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新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影响更大;这一影响结果在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微观激励效应进而促进宏观经济“提质增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温州企业家何以能脱颖而出

在中国，企业家的地区分布呈非均衡态势，其中以温州的企业家数量最多。温州企业家的成功并不是得益于国家规划或者政策倾斜，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探究温州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功根源，也许对企业家资源短缺的其他地区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