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肇事对社区农户的影响及补偿问题分析——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例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在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工作的同时,野生动物也同时对社区农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保护和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研究基于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调查,对野生动物肇事对社区农户影响及补偿问题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目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中存在的补偿范围小、补偿标准不明确、核查工作难度大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希望对今后野生动物肇事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游客需求的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山野菜采集行为分析

随着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消费山野菜等野生特色旅游食品。文章以开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和农家乐为对象,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选取秦岭保护区群周边6个行政镇(乡)15个行政村样本进行分析。首先,对农户和农家乐上山采集山野菜卖给游客的数量、收入和采集地林地类型等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比较了采集户和非采集户的社会与人口特征、收入与旅游的认知及参与情况。其次,采用Tobit模型,对农户山野菜收入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数、本村经营农家乐的数量、是否临近生态旅游景区和生态旅游的参与情况及认知等指标对农户山野菜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展对农户采集山野菜的积极性有较大的影响,已由原来的生存需求逐渐变成了一种生存习惯和生计策略。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收入农户间分配实证研究——以湘西州苗寨景区德夯村为例

本研究以湘西州德夯苗寨景区德夯村社区为例,抽样132户,运用洛伦兹曲线分析了居民旅游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检验分析了影响居民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德夯村2006和2007年旅游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5以上。影响着居民旅游收入增收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教育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以及景区路径与农户家庭所在地的距离等。由于居民家庭间旅游收入差距悬殊,要实现旅游产业的结构升级,就必须采取措施缩小家庭间旅游收入差距,平衡社会心理。:     

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市民城市林业支付意愿及行为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采用2015年北京市五环路范围以内的3 000位市民实地调研问卷数据,利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小区绿地、公园以及古树名木3个典型区域出发,研究了北京市民对城市林业的支付意愿及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市民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均会对其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发挥的作用更大;市民的支付意愿会对其支付行为产生促进作用,但总体幅度较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对公众参与城市林业的宣传和引导,深化市民感知,营造全民支持城市林业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公众作用;完善城市林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环节,提升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夯实发展城市林业的基础,完善城市林业的各项功能。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例

根据在四川省16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抽样调查的927份有效农户问卷的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影响保护区周边农户收入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健康、教育、劳动力人数、社会关系、人均耕地面积、生态旅游、保护区培训与发展项目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地理位置、市场距离、家庭负担比则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其中社会关系、人均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外出打工人数、家庭地理位置、保护区培训、发展项目等因素对中低收入农户影响明显,而教育、生态旅游等因素对中高收入阶层农户影响较大。基于研究提出加大保护区周边社区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视社区共管工作及开展环境宣教活动等建议。     

中国野生植物管理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确定了中国野生植物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对影响中国野生植物管理各个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管理政策缺失,对野生植物保护意识薄弱,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保护条例过时、可操作性差以及产权不清是5个影响中国野生植物管理的关键因素。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野生植物管理法规,尽快修改现有的保护条例,提高其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并完善与其相适应的配套措施,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从而提高野生植物管理水平,达到野生植物的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生计理论下的社区生态旅游参与分析——以秦岭地区为例

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秦岭地区森林生态旅游,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设计生态旅游影响下的农户生计指标体系,比较分析其生计资本差异,并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索社区生态旅游参与的影响因素,得出:(1)秦岭地区农户的生计特征呈现人力、物质资本较好,社会、金融资本较差的组合特征;(2)参与和未参与农户五项生计资本均呈差异显著;(3)生态旅游参与形式单一,各形式之间生计资本无显著差异;(4)社区生态旅游参与受家庭区位因素、是否有项目支持、家庭劳动力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房屋、交通工具、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因素的影响。结论说明:一方面,生态旅游开发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新的生计策略选择,降低生计脆弱性风险;另一方面,生态旅游资源分配不均,地方村干部和少数精英掌握更多资源,需要进一步重视当地众多居民的参与,并规划好有助于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旅游。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逻辑与模式：基于排他性的理论分析

研究目的：以生态产品的排他性为线索,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从中构建分析框架以辨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主要模式。研究方法：文献分析和理论演绎。研究结果：（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针对的是严格生态保护前提下具有稀缺性的那些生态产品;（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逻辑是“是否具有或能否建立排他性—消费主体是否明确—制度供给主体—市场或非市场支付机制”,排他性的建立意味着支付机制与制度供给主体分离;（3）从理论逻辑演绎出支付机制、制度供给主体两个维度,将实现机制的模式分为5个类型,并据此辨析了8种具体模式,最后对每种模式的交易标的、支付额度基础与普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1）生态产品是否具有或能否建立消费中的排他性,是其能否采用市场支付机制的前提;（2）从理论逻辑演绎出的支付机制和制度供给主体两个维度,为辨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性质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     

影响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户的实证

通过2010年对北京市58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要影响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为教育水平、林地面积、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现在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等,且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林地林木的流转政策,促进林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合作组织的服务质量,扩大合作组织的服务范围;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扩大资金来源等促进林业合作经济组织顺利发展的建议。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发展问题研究——以云南自然保护区为例

阐述了云南自然保护区及社区共管的概况;描述了云南社区共管的演变过程;评价了社区共管的实施成效;指出存在管理概念模糊和管理目标冲突、管理体制权责不清且难以统一、运用参与式方法产生的问题、管理机构的作用发挥不当等问题及冲突;提出制定符合当地实际和科学的共管运行机制、完善云南林业产权制度并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坚持社区共管的有限主体并充分发挥参与式作用、积极协调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职能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完善社区共管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