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2020年末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工业和信息化战线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战场、主力军,又是基本实现"新四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排头兵和第一方阵.会议把着力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列为工业和信息化战线的八大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强调聚焦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     

广西制造业营商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针对广西100家规上制造企业关注的基础环境、公共服务、税费占比、政府服务及行政效率等营商环境项目指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认可程度,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较差地区高、新兴行业较传统行业高、大型企业较中小型企业高、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高,而要素价格合理性、人才招聘的便利程度、获得信贷的便利程度及获得土地审批的便利程度等是企业“抱怨”的主要方面。     

强制分红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强制分红政策极易扭曲股利信号,不仅会刺激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会打击债权人的信心,从而恶化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强制分红政策会恶化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即在分红政策可预期的条件下,不仅投资者较为偏好短期债券,而且上市公司自身也倾向于采取短贷长投的融资策略来消解分红压力,且这种效应对小规模或股权制衡度较低的上市公司尤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权益乘数作为中介变量,是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重要路径。鉴于异质性效应的存在,政府应该针对不同规模和实力的公司制定差异化的现金分红策略。     

在开放中合作 在合作中共赢——中国与巴西在信息产业上的合作模式初探

2008年7月8日,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信息产业分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广州大厦召开。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娄勤俭与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工业技术国务秘书弗兰塞利诺.戈兰多分别介绍了本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状况,并就两国信息产业扩大合作范围达成一致意见。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巴西信息产业合作在新的开放时代下,将在多个领域以实质性的项目进一步深化与落实。     

金融风险财政化影响二元财政的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金融风险财政化的长期存在将会加重农村居民税负和延缓二元财政演化的进程。动态经济分析结果显示,为了抑制金融风险和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政府必须在金融风险财政化与二元财政演化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协整检验结果也表明,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确在长期内抑制二元财政演化。因此,为了保障经济运行平稳,政府不但应该消除预算软约束和抑制金融风险财政化,而且还需要基于制度耦合进行制度创新,从制度上防止二元财政恶化。     

金融风险财政化与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金融风险财政化不仅会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直接造成财政赤字缺口的拉大,而且还会助长金融市场上各类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心理,持续酝酿更深层次的金融风险。由此宏观经济风险必然会被大幅度地向上推动,使得各类经济主体的风险增大,从而经济增长亦因此而受到抑制。这个论断不仅得到模型的证明,而且还可以得到基于中国1978～2007年间数据协整分析的支持。     

实现开发园区功能的“复位”

在第一次创业完成了要素聚焦和数量扩张后,各类园区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比如园区同质化、土地粗放使用、资源稀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     

市场经济体制何以改变中国

什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市场化？市场化改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经济是否实现了市场化？《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一书展示了一种视角中国经济近三十余年来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个中原由,众说纷纭     

强制分红政策与公司代理成本:博弈模型与DID检验

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