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9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要素配置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会抑制农户种植农作物,但对种植经济作物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对种植粮食作物的抑制作用,且不显著降低粮食种植户的粮食播种面积;(2)随着农地产权管制的放松,纯务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务农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会激励他们越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3)兼业农户与"离农"农户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即务农成本最小化,强化地权稳定性将诱导这两类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4)随着粮食生产中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能够提高粮食生产绩效。本文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地权稳定性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均会诱导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从而表现出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基于产权界定与产权实施的概念梳理认为40年来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从最初农民对农地产权的争权与国家的还权,到后来稳定承包关系与农地确权,其核心主线主要是围绕产权界定来展开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标是试图通过赋予农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权并强化其稳定预期,来促进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产权强化并未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文章强调,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能仅仅局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降低农地产权的实施成本,依赖于交易制度的创新及其组织选择。     

土地流转须有严格而规范的制度匹配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时,强调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提出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可谓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论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拓展方向

农村改革40年来的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一直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农业的规模经济性。尽管已有研究对如何改造传统小农尚未达成共识,但推进农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政策导向。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如果将家庭经营卷入分工活动,那么农业规模经济性既可以表达为土地规模经济,也可以表达为服务规模经济。家庭经营卷入分工,关键在于开放和盘活农地经营权。盘活经营权依赖于产权的可分性,产权细分为多元经营主体进入农业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了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劳动分工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生产组织与交易组织的生成将成为保障分工效率并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机制。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是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线索。然而,市场发育区域差异的生成根源却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与阐释。文章试图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构建政府管制-作物性质-逃避策略的逻辑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背后市场发育的决定机理。文章认为,如果将市场化进程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那么管制放松就可以区分为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由可实施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由此,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将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差异。基于全国1997-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由无政府主义的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作物种植差异及其所蕴含的种植文化特性,共同决定了南北市场化差异;源于2013年全面开展的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南强北弱的管制逃避,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本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新的洞见,从而为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农业减量化：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

本文将农户分为五种类型,并将农地规模分解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与连片规模,由此构建"农户类型—规模形式—减量化行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农户减量化的规模逻辑。基于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①对于所有样本农户来说,地块规模越大,减施量越高。其中,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生产型小农,减施量与经营规模呈"倒U"型变化,而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功能型小农,减施量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②农户连片规模扩大,减施量就增高,并且能够增强地块规模扩大以及经营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③农户社会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扩大对减施的促进作用。据此,农业减量化,应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形成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然后诱导服务供应商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实现服务规模经营对农地规模经营的替代。     

农业分工的制度逻辑——来自广东田野调查的验证

农业交易特性导致其分工是不完全,但通过细分农业经营权可扩展农业要素市场的容量,农业分工水平从而经济绩效得到提升。市场容量的扩展必然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农业分工因而受到交易成本约束。农业的交易规模有限性、交易风险性与资产专用性以及农业资源产权被管制程度和农业契约不完备性都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来源。不过,由农业要素契约构成的中间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所以,应该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和创新服务方式来促进农业分工发展。上述理论与广东田野调查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以产业园区化推进农业产业化——东莞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本文提出广东东莞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以产业园区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并在指导思想与目标定位、战略思路、发展路径、运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产权管制放松博弈与中国农业生产危机——基于结构突变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的分析视角，本文构建一个政治风险下农民和国家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解释中国两次农业生产危机。此外，本文利用1959—1961年与1970—1977年两次中国农业生产危机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构突变面板计量结果表明，国家不会主动削弱自己的谈判能力，除非政策失误或外部竞争压力造成的冲击才可能迫使它在产权管制放松的博弈谈判中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