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国企改革之“鹄的”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二十年,尽管改革使国有企业在经营观念、技术进步、管理手段等方面获得很大改善,其表现为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其财务业绩则始终未得到很好的改变: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应收帐款增加,资金周围速度放慢等。这样种相背离的状况值得我们深思。一、配置效率提高的约束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生产管理方式方法等因素,而财务业绩则与市场、竞争状况、经营能力等     

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及其政策含义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一直是理论上倍受关注的重要现象。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和管理协调机制——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联合运用。根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这两只手利用程度的高低,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     

价值网络重构、分工演进与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如何冲破"瀑布效应"的难题。本文建立了一个价值网络分工深化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分工水平是产生瀑布效应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要突破瀑布效应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必须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建立自主发展型的价值网络,推进分工深化,才能摆脱价值链被俘获的处境,掌握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权。本土的产业链系统集成商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它需要根据企业的内外部环境选择具有一定分工迂回程度的产品,发挥分工带来的新比较优势,才能逐步实现资源和能力的积累,最终获得竞争优势。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政府政策与企业战略的协同非常重要。     

网络状产业链的价值创新协同与平台领导

在网络状产业链中,创新由分散的模块生产商和互补品生产商独立进行,传统的一体化组织模式不再适用,需要新的创新组织形式。平台领导者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协调网络状产业链各参与主体的价值创新行为。本文将防降价均衡(UPE)用于网络状产业链价值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中,揭示平台领导者实现模块标准升级的相关策略与模块和网络等技术参数的匹配关系。平台领导企业通过模块规则的知识产权策略、互补品创新的横向兼容决策、标准升级的纵向兼容决策等,形成封闭策略组合和开放策略组合,协同模块生产商、互补品生产商的行为,实现价值创新协同,通过最终顾客价值的创造,吸引消费者购买新产品,实现标准的升级。     

MP3技术与美国音乐产业演化

近年来，MP3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兴盛对传统音乐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以美国音乐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与多个案研究等方法，从产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对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音乐产业变革过程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物流与贸易中心的发展思考

上海提出建成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至今已发生很大变化,对贸易中心的内涵要有新的认识.一是新经济发展对上海贸易中心的影响,新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动,新产业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新的变化:二是电子商务的发展,贸易方式为网上交易,贸易地点分散,要搞物流配送;三是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后,贸易壁垒降低,大公司可长驱直入,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对上海建设发展贸易中心要有全新的概念,特别是要下决心发展国际物流中心.     

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国资管理模式

<正> 中央要求新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管理国有资产时应该做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做到"只做老板,不做老板和婆婆",实际上就牵涉到管理国有资产的模式问题。我以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为计划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改革开放前采用的管理国有资产的模式。第二种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改革开放至今采用的管理国有资产的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面对市场,而人     

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

从2002年至今，我国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开始由协议划拨向招拍挂转变，土地市场引入了买方竞争，使得土地价格越来越反映出其内在的市场价值，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协议划拨方式下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土地贱买、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然而，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招拍挂制度的实施则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出让实施招拍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关系性拿地”的结束，土地市场朝着公平透明的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竞争的加剧又从某种程度上稀释了企业的超额利润，同时，招拍挂制度与土地的刚性供给共同促使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加剧了房地产企业的成本负担与资金压力。     

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4份调查问卷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政府服务、企业资源能力、政府政策、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理论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结果。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越丰富,越有利于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愿,而经济环境的改善对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积极影响。然而,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并不直接影响民营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通过提升民营企业资源能力间接影响其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