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约束与我国家庭农场的长期经营路径

在我国小农户承包农地制度下,家庭农场农地流转关系具有长期不稳定性,农场要长期经营下去,必须有更高的单位农地净收益才能维持长期稳定农地流转关系。本文通过对家庭农场规模经济原理剖析认为,在小农户也可利用土地托管、农业服务市场等提高经济效率背景下,家庭农场仅通过扩大农地规模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平均成本,不能保证单位农地更高净收益,必须通过规模经济基础条件全面建设以同时深化横向规模经济、纵向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才能形成单位农地更高净收益,建立长期经营机制。     

突破"绿色壁垒"应对新的挑战——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及对策

日本2006年5月29日开始实施“肯定列表制度”。由于我国是日本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根据“肯定列表制度”的原则和特点,它将对我国出口农产品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农产品出口面临歧视性威胁,出口风险加大;农产品生产企业出口成本增加,竞争力削弱;短时间内农产品难以满足“肯定列表制度”的苛刻要求,出口受阻。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我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生产加工企业和农户今后对日出口农产品应采取的对策。     

农民合作组织: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的现实路径

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农民合作成为必然。农民合作组织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共享组织优势与合作收益上具有制度优势,使其在应对小规模分散经营内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缺陷上具有效率。目前,从生产和消费双方来看都对分散的农业生产组织结构再变迁提出了要求。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有效地融入农业生产之中,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对农产品生产源头的组织和治理,是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的一条现实路径。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及其规模探讨——基于资源禀赋视角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一基本资源禀赋下,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等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实现农业现代化要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家庭农场切实可行。它以适度规模、劳动力充分就业、商业化和现代化经营为基本特点,有利于促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根据我国国情推算,到2030年我国劳均耕作面积将达到0.67公顷,而家庭农场平均规模将达到26.7公顷。此外,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最终收益不同,我国各地家庭农场规模也有较大差异。     

渔业发展与财政投入研究

渔业经济在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渔业发展中财政支持的必要性。因此，本文在揭示中国渔业发展财政投入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投入机制的对策。     

经济7%的高增长有望持续30年

8月23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樊纲，一身休闲装扮现身深圳鸿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办的熙园经济论坛，神采奕奕地与深圳上百位企业界人士漫谈当今经济热点问题。他指出，中国发展面临三大机遇，7％至8％的增长速度将可能持续二三十年。     

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

在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相应的税收管理思路未能转变，管理模式存在欠缺，管理措施不到位，加之个体私营业户受自身素质所限纳税意识不强，征管监控难度较大等，造成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漏洞大、税收流失较为严重的结果。     

六家基金公司共议“国九条”

2008年12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会议提出了9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被称为金融“国九条”。 “国九条”包括了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及发挥保险的保障和融资功能等内容。“国九条”将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股市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述评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国内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在充分理解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形成动因、功能定位、产权安排、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影响因素、建议措施,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互惠共生: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的成长模式——以山东省南小王合作社为例

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能够充分发挥村干部双重身份的优势作用,实现合作社与村集体的资源互补及利益加成,提升治理水平与效率,是合作社成长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文章基于共生理论,从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与政府、村集体、农户、农业企业互惠共生的视角,解析其成长模式,并以山东省南小王合作社为例进行了案例验证.研究发现,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通过信任、互惠等共生动力机制实现了各农村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共生,有效缓解了合作社发展中农户参与意愿不高、治理规范性差、凝聚力低等问题,促进了农户增收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