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机制内生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657家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代理变量与会计信息质量代理变量之间截面数据相关关系,探讨治理机制是否随会计信息质量而变化.研究结果支持了本文中的假设:(1)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倒数关系,外部股东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正比关系;(2)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它们解释股权价值现时变化的程度;(3)以高成本的监督活动为特点的特殊治理结构是股东和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需求的反映.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对会计的其他经济影响和后果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财政再分配失灵与财政制度安排——基于不同分配环节的实证分析

我国现行财政性制度安排作用于要素配置、初次分配两个环节,是财政再分配失灵的制度根源。文章计量分析表明:(1)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存在的制度性扭曲是收入差距扩大和财政再分配失灵的根源;(2)再分配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有限,未来财政调节收入差距应着力消除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的制度性扭曲;(3)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能改善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但其前提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财政制度改进的方向。     

激励结构与国有企业困境

激励结构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困境都与激励结构扭曲有关。本文运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从个体行为假设出发，分析了国企所面临的困境。摆脱了以往就事论事的分析方法，把对国企困境各种角度的分析纳入到一个完整的框架中和统一的视角下。这样有助于认清导致国企困境的原因，促进问题的解决。     

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评价

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谐社会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公共财政的相关因素。利用一个包含4个层次、72个具体指标的和谐社会评价体系,对我国2000—2004年社会和谐状况进行的趋势分析和国际比较表明:(1)我国现阶段社会和谐程度总体形势是令人乐观的;(2)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表现较差,且呈逐年恶化趋势,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任重道远;(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和谐方面的国际差距依然较为明显。     

经济刺激计划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协整等计量工具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由此对照我国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而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分析经济刺激计划中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的作用.实证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结果表明:(1)当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2)已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既有消费价格补贴等短期措施,也有旨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的长期性政策,时于促进农村消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3)未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仍需继续着眼于各种长期性政策.国家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时,应注重提高农林水事业费以外的支农支出比重;(4)县域经济是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未来的政策着力点可以考虑将启动农村消费与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相结合.     

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我国二元结构下的三部门均衡模型

本文以我国二元结构为背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建立了资本积累、投资结构决定的数理模型，并以此分析资本积累、投资结构的影响因素。模型参数分析的主要结论是：①任何导致总消费需求上升的变化都会通过提高轻工业的供给能力而提高其资本存量的相对比重，以及资本积累的相对比重（即抑制投资重化）；②任何提高消费品供给能力的技术进步通常都将降低稳定状态下轻工业资本存量，以及资本积累的相对比重（即促进投资重化）。     

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及合意投资消费区间——基于跨国数据的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并对我国的合意投资消费区间进行了匡算。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对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利用跨国面板分析、中国协整分析,佐证国际比较相关判断,并匡算我国合意投资消费区间。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及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综合这些因素,我国当前合意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为40%～45%和55%～60%;当前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应兼顾优化投资消费结构。     

人工智能、承接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新“索洛悖论”和基于AI专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存在的新“索洛悖论”现象为起点,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自动化技术和知识生产元技术,可以通过要素替代、效率提升和知识创造等多条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仅对我国经济增长规模产生了提升效应,对增长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在宏观层面呈现新“索洛悖论”特征,省域发展阶段和承接能力差异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技术收益难以通过地理位置或经济水平相近而溢出至邻近省域。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省域承接能力的限制和调节,市场规模和研发投入对欠发达地区的约束较强,产业结构则使东部领先省域的部分技术收益受阻,而我国省域间产业布局缺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发展和增长提升潜力形成负面影响。为更好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方向、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后发地区增长规模和速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     

政府职能与投资体制——基于国际数据及经验的分析

政府职能范围对投资体制的形成确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等因素与投资体制存在动态循环作用.未来投资体制将出现:(1)政府参与投资的领域将逐步集中于公共事务;(2)公共投资领域中也将逐步引入市场运作机制;(3)投资的宏观调控方面将以间接方式为主;(4)直接融资相对规模将提高,间接融资相对规模将下降,财政资金相对规模可能呈倒U形变化;(5)投资中介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将加大.     

汇率是否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基于汇率传导机制及央行反应函数的分析

最终取消本项目管制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将带来金融市场价格框架下的汇率传导机制,在加入央行反应函数后,它便成为与实际相符的动态传导机制.国外的经验表明,对于大的独立开放经济体来说,汇率传导机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汇率应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