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东道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了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集聚影响及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对中国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地理集聚具有积极影响,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促进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该效应在不同集聚度行业和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差异显著,其在高技术行业和高集聚度行业中的效应最为显著。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企业的市场存活分析:中间品进口重要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生存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延长了企业的经营持续时间。进一步引入中间品质量差异性和贸易方向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经营持续时间的正向作用与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呈正比,并且中间产品进口对双向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单向贸易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促进企业市场存活的重要渠道。最后,引入行业差异化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异质性产品行业的企业,中间产品进口对同质性产品行业中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更大,而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和双向贸易模式可以进一步强化上述作用。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生产率收敛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企业生产率与效率前沿距离缩小定义为生产率收敛,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探讨内资企业是否具有收敛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资进入分别对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内资企业与效率前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即存在生产率收敛趋势;外资进入短期内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正向溢出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外资对行业内其他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随时间推移渐趋明显。     

汇率变动、融资能力与中国企业出口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融资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是影响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类型及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融资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进一步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可知,企业上市行为在其承受汇率变动时起到的作用相比传统融资而言较弱。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房价、工资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房价不断提高这一现实背景,利用中国城镇住户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房价对当地住户工资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会通过“生活成本效应”和“闲暇替代效应”显著提高当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同时,由于缺乏劳动生产率为支柱的工资上涨会恶化资源配置效率,本文进一步基于资本劳动比和要素扭曲的视角,考察房价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工资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房价引致的工资上涨确实导致了我国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快的产业升级,并降低了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房价影响工资和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来自微观家庭的经验证据。     

智力跨国外流有利于中国技术创新吗?

智力跨国外流究竟是提升了外流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导致创新人才流失而削弱了技术创新能力?文章在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开放经济框架内,将智力外流引入技术创新生产函数,从理论上探讨了智力外流与外流国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构造智力外流指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智力外流与中国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形关系,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智力外流水平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因此,鼓励和合理引导人才国际流动对于提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