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聚经济的海上旅游规划研究——以秦皇岛为例

中国休闲度假时代的来临带动着国内海上休闲旅游蓬勃发展,以秦皇岛市海上旅游规划为例,尝试性提出旅游目的地集聚经济论,并且认为秦皇岛核心旅游目的地聚集经济形成与否决定了海上旅游规划的成败,进而通过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得出秦皇岛海上旅游发展战略应采取与周边滨海城市合作的互助模式,海上旅游空间规划则需要从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线路组织、海上配套设施建设、海上旅游品牌营销等方面打造出秦皇岛独具魅力的海上旅游体系。     

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构成、影响因素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行动资源与保障机制两个视角构建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逻辑框架,并对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及二者交互作用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基于效率、结构和环境3个维度构建并测算了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运用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分别是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行动资源、保障机制;(2)代表要素结构变动的资本劳动投入比对中、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而景区禀赋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显著,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3)制度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中、东部地区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尚不显著;(4)制度环境能够调节要素结构变动的作用方向及程度,二者交互形成集成动力对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均产生正向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文章从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要素结构升级、制度创新等视角提出了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构建全球旅游治理新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的重要依托.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旅游带的形成,双带叠加效应将显现力量,我国通过旅游潜移默化传递东方文明、实现利益共享的渠道更加通畅.当然,“一带一路”旅游发展目前还处在构想阶段,要形成国际共识,实现战略落地,各方必须从国家利益和民众内心出发,与沿线国家一道形成息息相关的旅游命运共同体.大国旅游地位决定了我国在“一带一路”全球旅游治理中的主导性,未来要遵循旅游产业演进规律基础上,尽快构建起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评价的完整全球旅游治理体系,以常态化制度设计为基础,搭建起我国主导的合作机制,在签证便利化、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创新等层面率先突破,用好旅游投资和出境旅游供需两方面市场力量,构建起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全球旅游治理体系.     

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利用美国大学文献检索的主要数据库,对2000-2009年的关键词文献进行检索后,认为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研究方面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内容更具体化、微观化,二是研究视角多元化,三是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四是许多研究用计量和统计方法取代定性分析方法.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的最新发展及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影响就业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东、中、西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要素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西部较明显,东、中部并不明显;出口比率要素在东部和西部能显著影响就业;如果东、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依靠总投资拉动,会对本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需要更多通过扩大总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东、中部的物质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就业增长,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对于该区域就业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三个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就业增长都不明显,城镇化的内生就业创造功能在各区域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工业效率研究:1999-2008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评价工业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工业SO2为非期望产出分别考察环境非规制、弱规制和强规制下的工业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从环境非规制到弱规制时,各省份和地区的工业综合技术效率趋向不变或下降,从环境弱规制到强规制时,各省份和地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变化复杂;弱规制和强规制下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工业综合技术效率的因素存在规制强度差异和区域差异,而且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政策转变显示出提升各区域工业效率的即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