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系统GMM模型

基于2012~2017年41家商业银行相关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第三方支付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第三方支付降低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分类来看,第三方支付对全国性商业银行有积极影响,但对地方性商业银行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失信联合惩戒的正当性及其立法限度

失信联合惩戒基于其强大的威慑力,成为当前社会信用立法中的关键制度设计。目前如火如荼的社会信用立法及实践中失信联合惩戒的范围有不断扩容的趋势。通过探讨失信联合惩戒正当性基础并厘清其所涉及的公权与私权、惩戒与激励、市场与政府三重关系,间接勾勒失信联合惩戒的范围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明确失信联合惩戒在信用立法中的定位,审慎设置联合惩戒措施,触发机制方面亦需进行关联性、确定性、谦抑性的限制,以实现在寻求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引领性、基础性法律制度构建的目标,逐步推动信用治理法治化,培植整个社会的信用秩序。     

安徽省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制度优势与实践思考——以安徽省为例

作为促进现代金融和农村经济耦合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2019年,安徽省委组织部牵头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选点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方案》,在全省13个地市选择基层党建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信用体系建设水平较高的26个乡镇开展试点工作。实地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功能、组织功能、服务功能,促进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推动全省农村信用体系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应当从思想上强化使命担当,永葆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本色;从行动上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以南京市中心城区1 km×1 km格网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2010、2015、2019年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并采用MGWR模型探讨企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近十年,南京市中心城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集聚与扩散作用并存,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2)用地成本、产业基础、劳动力资源、生产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因素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且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为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以期为南京未来的产业规划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     

政策支持、创业激情与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

为了厘清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作用机制,将创业激情作为中介变量、政策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政策支持影响技术创业成功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云南地区291家技术创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支持促进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支持通过激发技术创业者创业激情进而促进技术创业成功;政策感知强化政策支持对技术创业成功的正向影响,同时增强政策支持对创业激情的正向影响,对创业激情的中介过程具有调节作用,即在不同水平政策感知下,创业激情的中介效用存在明显差异。     

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与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内地107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军民融合企业专利数据构建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结构洞和网络密度）等指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及两者交互作用、结构洞与网络密度的互补关系/平衡关系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多元化、结构洞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密度及其与技术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网络密度和结构洞的互补关系会抑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两者在军民融合企业内部的平衡关系能够促进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基于SEM模型的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制造业体量虽大,但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性和安全性尚未达到我国制造强国的发展要求。本文以制造业供应链为对象,通过系统地界定影响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因素,并基于问卷调查法采集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AMOS软件,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信息共享程度、供应链韧性程度和外部环境因素四大潜变量及其观测变量的指标假设模型,研究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四大影响因素对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发展均有着正向的影响,而且根据路径的总影响效应可区分其影响力的大小。本文为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并期望为制造业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