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该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FL模型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基础上,选用FL模型和BL模型进行对比,对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FL模型中引入理性预期变量,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会影响到财政支出的效果,FL模型的财政支出对于民间消费具有负效应,而FL模型和BL模型都证明了持续的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前者的影响更为明显。经济主体对将来的预期对经济增长和扩大需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善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有助于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     

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1995—2008年人均GDP和GDP为基础数据,结合传统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与空间计量经济学软件GEODA,对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成渝经济区整体经济趋同趋势不明显,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结构严重且空间惯性强,形成了以成都市为核心的发达区及川北、渝东北落后地带区,核心区的经济极化作用占主导且极化趋势有所加深。川渝内部差异和五个次级经济区之间差异及成都经济区内部的差异分别是成渝经济区总体差异的在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上的主要贡献者。     

基于指数评价法的县级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分研究——以山西省河津市为例

主体功能区划是功能属性更为突出的综合性区域规划,用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运用指数评价法,选取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等8个可度量指标,以及调控指标项战略选择,形成覆盖全县域国土空间综合评价的指数,同时对一些重要的参数进行测算,根据反馈结果对区划过程和方案进行优化,划分主体功能类型,提出区划方案。     

江苏省“三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三新”经济在对冲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聚焦江苏发展实践,系统梳理“三新”经济的发展基础,深入分析“三新”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从外部环境、科技投入、人才培养和风险监管四个层面,提出促进全省“三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创业激情:情绪视角的创业研究综述

认知角度的创业研究已相当成熟,而情绪视角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创业激情在创业中的作用备受关注。综述了创业激情的内涵、测量、影响结果、作用机制以及创业激情的来源,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内涵模糊、测量工具不完善、影响和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性、来源不明确。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创业激情研究的整合模型,提出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个体、团队、组织层面的创业激情进行界定,从激情本质出发,开发新量表,对创业激情的负面效应给予关注,未来研究可探讨创业激情对创业结果中介机制间的交互作用,并根据不同创业类型对创业激情进行跨文化分析。     

对银行入股保险公司相关问题的思考

最近政府放宽了对银行入股保险公司的限制,这表明我国银行保险的合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文分析了银行入股保险公司的两个层面的动机;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银行入股对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行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银行保险合作模式的选择和相关建议。     

从合作原则的违反和语境理论看《后宫甄嬛传》会话含意

小说《后宫甄嬛传》的经典对白是其特色,作者借助大量人物对话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进而挖掘故事的主题。从语用学的角度,运用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中的合作原则和语境理论分析《后宫甄嬛传》中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     

我国保险业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

2001年末,中国经过15年艰辛的谈判,终于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同时,中国 保监会正式公布了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5年缓冲期及有关的基 本承诺。面对时日不多的准备期,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入世后的挑战?本文着重 对保险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基础设施在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

This paper uses the Malmquist index to examine the sourc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overall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create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trend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to measure its impa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main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is to provide more contributive measure of crop-specific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set during 1988–2002, the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infrastructure has positively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r rice, wheat, maize, and bean. An erratum to 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