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与饭店业基层员工低薪酬现象成因解释

我国饭店业正逐步演变为典型的低薪酬行业,主要表现为固定工资合约逐渐成为主导性薪酬契约,且固定工资基数水平不断下降。文章运用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在隐性知识管理机制缺失的条件下,饭店业主为什么会放弃对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追求而选择固定工资合约,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工资合约的实际支付水平为什么会逐步下降,直至最终形成接近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全行业统一价格。     

广东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外资大规模进入和加工贸易高速增长,广东经济率先崛起。但是,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传统的增长模式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广东产业结构因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发生的变化,并归纳、得出广东在推进产业升级中的若干经验与启示,并对广东实践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与"以药养医"

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医患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而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提供了一个用于评价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表明，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会导致“以药养医”体制的形成，而且“以药养医”这一间接定价机制，通常无法使患者的效用水平达到只存在道德风险和有限责任约束时的次优水平。因此，改革目前备受非议的医疗体制，重点在于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个人缴付额的操作:以广东为例

探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付额更合理、有效的确定方法,以进一步体现其积极、公平的实际效果。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筛选解释变量提出了估计一个地区农民年均医疗费用的计算公式;分析了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付额安排的不足,尤其是在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的不足;并依据所提出的计算公式重新构建了若干更加积极、公平的个人缴付额安排。     

欧盟竞争法豁免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竞争法豁免制度可以平衡竞争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实现竞争法的多重价值目标。以基础性条约、欧盟理事会的条例、欧洲委员会的通知、指导建议及欧洲法院判例为渊源,以个案豁免和类别豁免为内容,欧盟的竞争法已建立起完备的豁免制度。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构建既要借鉴"他山之石"又要立足于"本土资源"。在制度设计上至少应思考并解决三个问题:豁免制度具体应包含哪些类型的豁免?豁免制度的适用采用审查确认制度还是直接适用制度?豁免制度立法采具体列举式还是原则概括式?     

基于参与各方相互关系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研究

融通仓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结合以前研究,在深入分析开展融通仓可行性的基础上,从参与各方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委托模式、统一授信模式、共同委托模式和联盟模式（银行和物流企业）四种融通仓运作模式,并对每种模式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最后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涉林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以奖代补工作的思考——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为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完善涉林公益事业建设,江西省开展了涉林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以奖代补试点工作,解决了林改后部分地区急需的林业公益事业建设问题。但试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动执行不到位、制度成本过高等问题。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该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土地储备机构发展状况分析

通过对全国土地储备机构相关数据的分析,揭示了我国土地储备机构在时间、区域与不同城市等级上的分布情况,结合土地储备制度发展的背景,推演出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即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与国家政策推动的交互作用,并指出我国土地储备发展的重点应由机构的建立转移到内涵的丰富上。     

改善我国股市生态的理论思考

如果从理论源头上追溯的话,传统发展观是构成我国股市生态系统脆弱的根源.股市"物理环境"即制度安排存在的巨大缺陷,股市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生产能力低下,"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错位,股市生态系统中不同"消费者"之间数量关系的失衡,股市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缺失,造成了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再造健康的股市生态,我们就必须正本清源,突破传统发展观的樊篱,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认识和解决股市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我国的投资率为何居高难下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投资率（这里指资本形成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再次在高位上攀升,并居高不下。与自身的历史相比较,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已达到43．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年份之一。1998-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9．6%,比1978-1997年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还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韩国基本在37％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