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不同并购模式下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回顾了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结论,接着对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做出说明,然后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率检验法对比了短期内市场对三种模式的并购活动的反应.其结论为短期内纵向并购的CAR均值最高,与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CAR值差异显著,但是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差异并不显著.对于一个较长时期内企业并购绩效的变化,本文采用TOBIN'S q的变化加以衡量,相应结论为TOBIN'S q的变动由高到低依次为混合并购、纵向并购和横向并购,但是差异并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一些解释和相关建议.     

信息技术与企业管理变革

企业管理现代化是现代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结合体。在这个以信息和网络为特征的时代里，信息技术(IT)已经成为提供高效的顾客服务、分析市场机会、管理生产和制造工艺的一种有效工具。如何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信息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应用信息技术实施管理变革也就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旅行社,SARS带来新思考

<正> 2003年SARS疫情爆发,我国旅行社在艰难的日子里煎熬。SARS疫情是近年来继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后对我国旅游业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突发性事件。面对SARS,“五一”七天长假风光不在,跨省旅游几乎停止,世界上约100个国家对中国游客关闭,入境旅游人数锐减,而我国旅行社恰恰向来以国内游、入境游、出境游作为三驾马车。顷刻间,旅行社收入直线降至冰点,全行业陷入暂时困境。SARS疫情基本控制后,我国政府、旅游业界采取了各种措施,力图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挽救旅游业,但其难度可想而知。     

浅谈货币互换及其会计处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已发展到1200多种，2003年国际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交易量市值为当今世界GDP的6倍。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货币互换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金融工具之一，其未清偿名义金额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交易规模达到万亿美元以上，它已成为国际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主要讨论货币互换的特点及其相关会计处理。     

关于加速长春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思考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目前,长春市发展循环经济还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长春市在"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加速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今后,加速长春市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认识上应高度重视,规划纲要出台要及时,经验推广操作应科学,技术资金支持要倾斜,政府政策管理落实要到位.     

促进就业的另一种渠道--一个基于FDI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的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带动就业的增长,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和资金的复合体,其对就业的促进机制是各不相同的.本文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对就业的不同作用机制,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股票回购中内幕交易与股价操纵行为规制——由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引发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加了股票回购事由的条款,放宽了对股票回购的限制.但在股票回购的立法方面,总体上仍较为简单、粗略,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规制体系.由于立法模式的差异,各国对股票回购过程中内幕交易及股价操纵行为的管制形式也有所不同.对欧美等国对股票回购过程中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行为的监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我国股票回购实施过程中如何抑制股价操纵行为提供启示.     

关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组织的研究

目前，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90年代以后，我国绝大多数大中型企业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在企业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体系的不完善是由于在企业中还没有营造一个使技术创新优化运行的管理机制，而有效管理机制的营造又需要一种适合它的组织形式作保障。从整体上看，我国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机理以及影响创新的因素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高效率创新组织的构建必须现企业的现实条件结合起来，还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创新要求尽量合理地选择创新组织模式。     

社会资本、正式制度环境与债权人诉讼 ——基于ST尤夫

文章通过研究ST尤夫(002427)联合社会资本频繁转移控制权,最终因债权人法律诉讼触发监管风险的案例发现:(1)民企实际控制人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合谋来增强对公司的控制;(2)社会资本合谋的空间越大,越是造成民企控制权市场非效率化;(3)随着债权人法律诉讼趋于正式化,非正式制度自利行为空间受到抑制.不仅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控制权问题的研究框架,而且检验了制度环境正式化的公司治理效应,为中国制度背景下践行依法治市提供了案例佐证,也对正在逐步完善的债权人司法保护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