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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疫情下一般工商业等售电侧电价水平保持下调预期,使得电网企业面临发展模式调整和保持经营业绩的双重压力。为贯彻落实省公司资产管理政策,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智能电网,满足城市电网高负荷密度、高可靠性以及高电能质量的用电需求,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顺应输配电价改革趋势,以整改运营效率较低的配网资产为重点,以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和效益为目标,根据ISO55000资产管理体系标准,开展电网资产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通过对配网资产实际绩效数据的年度对比分析发现,公司资产绩效水平明显提升,资产管理水平跃上新台阶,资产网格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兼具管理效益与经济效益,阶段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相似文献
782.
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检验数据与使用单位共享,开发了一种基于特种设备检验数据关联的网络平台管理模式。在该管理模式下有效提高特种设备管理效率,尤其是对于检验管理,既节约管理成本,又可为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提供技术支持。相对于过去台账管理方式,管理人员对本厂设备有更清晰、全面的掌握,特别是对于压力管道的管理,有效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业界的系统复杂、标识模糊的难题。平台提供线上设备状态查询、报检、查看及下载检验报告等功能,优化了特种设备的检验管理。在该网络平台管理模式下进一步发挥了检验机构的检验数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相似文献
783.
784.
785.
786.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787.
鉴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发展以及中间品贸易的增多,本文以日本为例,通过建立三国贸易模型研究计价货币和中间品贸易对汇率传递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日本2010—2018年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日元计价比例越高,汇率传递水平越高;中间品进口额增加,汇率传递水平降低,出口量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也降低。此外,日本出口量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程度略小于对出口价格的反应程度。同时,美元计价比例提高后,日本出口产品的目的国家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动程度均有所增加。目前,通过区域内国际分工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是日本出口商应对汇率风险的有效方法。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土化重构的趋势下,不仅亚洲区域贸易规则需要进行更高水平的调整,而且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将大幅提升。 相似文献
788.
789.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大、投资范围广,是我国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实体企业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实体企业发展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以2009—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投后赋能促进被投企业发展。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被投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主要通过投后赋能中的信号和资源机制,而非治理机制。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后,被投企业加大了人力和资本投入,但并未增加创新投入;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地投资比本地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单独投资和共同投资无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加强投后管理、提高资金在被投企业中的使用效率、改善投资方式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效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
790.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采取了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主要央行纷纷跟进,随之衍生的货币超发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关于美联储在何种时间、以何种方式、按何种节奏进行政策转向,成为理论界和全球市场投资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历史来看,历次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逻辑都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基础和主流经济哲学嬉变高度相关。本次疫情应对中,美联储再次调整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决策相机性明显增强,大大增加了政策转向的预判难度。根据当前形势,美联储可能于2021年年底完成前瞻指引,并最早在2022年年底正式进入加息进程。在此过程中,美联储货币政策实践主要面临四个矛盾:一是控制通胀与促进就业之间的矛盾;二是维护金融稳定与恢复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三是“最后贷款人”与“最后做市商”之间的矛盾;四是美元体系“短期稳定”与“长期可持续”之间的矛盾。当下,在中美宏观政策及其经济基础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中国应保持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以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注重K型复苏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并应更加重视中美货币政策合作与国际金融协调。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