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地方政府适度干预——以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为例

文章以江苏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为例,对江苏省地方政府相应政策举措进行了梳理与评析。文章认为,地方政府的干预在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过度干预的倾向;地方政府应在加强对落后地区财政金融等支持的同时,注重政策的整体性、连续性与可操作性,强化区域间的协调互利和一致行动,摒弃"父爱主义"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强化公共服务以使其更有效率。     

市场交易与股票收益的非对称波动性

本文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近发布的Level2逐笔统计数据分析了上海证券市场上的股票收益波动性的非对称性,并探讨了这种非对称的波动性与市场交易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上,2008年1月到12月确实存在着波动性的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可以用卖出交易行为很好的解释,使用更为细致的对卖出交易的分类,我们发现反向交易行为降低波动性,羊群效应交易行为增加波动性,而基于内幕消息的羊群效应交易行为在上海市场上是知情交易。     

浅谈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我国财政和经济的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率的高低波动会改变出口商品的总成本,使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发生变动,影响出口商品的出口量。文章对影响我国财政和经济的出口退税的含义、特点、模式选择、合理性和调整的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非上市股份制企业股票不易流动问题研究

由于法律规定的漏洞,中国30多万股份制企业股票不能合法流动,这种局面对于企业的不利影响表现为:股东行为不合理,企业行为不合理,企业治理不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发挥;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为: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利于国有资本市场化经营,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也不利于市场体系的建设;因此,让这些企业股票合法流动是当务之急。     

农民组织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农民组织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发达国家农民组织化历经漫长的历史进程,日趋成熟。特别是其农业专业合作社覆盖面广、技术力量强、服务功能综合化,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化体现了政府主导型的显著特征,并在实践中逐步走向规范。农民组织化的国际比较揭示出:农民组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市场化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城市生活垃圾气化特性及动力学研究

采用热重分析仪,分别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典型有机物(厨余、废纸和废塑料)及其混合物(MMSW)非等温气化特性进行了研究。通过改变加热终温和升温速率,获得了厨余、纸类、塑料及其混合物TG-DTG曲线,并采用Coats-Redfern积分法和外推法对曲线进行了动力学分析。试验表明,加热终温是影响气化失重的主要因素;改变升温速率会造成失重率的波动,并对气化反应初始温度有显著影响。当CO2替代N2作载气时,两者作用明显增强;同时由于C+CO2→2CO反应增强,使MMSW表现出明显与N2气氛下不同的特性。动力学分析表明城市生活垃圾典型有机物及其混合物气化反应为一级。     

对边境贸易发展态势的探讨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边境贸易呈现出下滑态势。面对此种局面,应研究边境贸易新形势,掌握各方新政策,加强对边境贸易的引导和指导工作,进一步优化边境贸易的环境,促进边贸健康发展。     

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

数字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无限链接、动态协同、范围经济、不确定性等特征向现有管理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实践界需要新的"范式革命"来帮助组织有效地应对数字化。为了解读数字时代组织面临的新困惑,帮助企业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本文提出了协同共生论。协同共生是指组织共生单元通过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和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过程。协同共生的本质是从无序到有序,协同共生论就是用于引导共生单元实现整体价值最优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即通过协同共生效应、架构、管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本文提出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及组织内外共生等三种共生态结构,并探讨了实现三种结构的机理、要素、模型与情境条件。"协同共生论"作为协同逻辑、共生状态的有机融合,为探索数字时代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 ——基于工业生产率地区差异视角

为探究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工业生产率地区差异视角展开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存在自发产生的“U”型演变关系,但工业生产率水平对两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因此,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提高工业生产率水平。同时,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实现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