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区域辐射力研究——基于长沙对湖南省内其他市州辐射力的实证检验

通过分析金融区域辐射力的形成机理,以金融竞争力和金融辐射程度作为测度金融区域辐射力的核心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竞争力评价模型,再结合断裂点理论构建金融辐射程度评价模型,并以长沙对湖南省内其他市州的金融辐射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长沙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竞争力远高于省内其他市州;但长沙对省内其他市州的金融辐射度均未超过90%,未能充分彰显其竞争力。为此,应从金融区域辐射力的形成基础、源泉和载体三个方面深化区域经济联合发展,打造区域特色金融品牌和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一个动态均衡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原理设计一个管理框架，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一股独大的问题。探索了国资委的角色定位，构建一个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的动态纳什均衡模式，确保国资委、经营公司都能尽职尽责管理和监督，保持国有资产有效增值。     

银行并购的收益与成本分析

并购是银行业重建的重要方式,是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战略选择.而收益与成本则是银行并购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只有全面正确地分析银行并购的收益与成本,银行并购才可能取得成功.     

员工的“上船心态”

在后来的企业新团队建设过程中，我留心观察，发现这种状况确实是普遍的存在。大部分的新进员丁都在约一周的“新鲜期”表现后（即在上班时间和办公室礼仪方面的注意），就进入了表现停顿周期。我发现这是由一种心态在作祟，并将这种心态命名为“上船心态”。     

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从多维数字鸿沟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城镇地区高农村地区低”的分布特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老年家庭金融健康;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风险识别能力,并提高金融操作便利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特征,但尚未打破空间限制,仅对城镇等互联网发达地区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家庭的金融健康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破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迫性。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信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运输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具有轻微的抑制作用,金融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就企业所有制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轻微抑制了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而对外资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不明显。此外,相较于非出口企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对出口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产生更大的影响。鉴于此,可以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有针对性地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注重使用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要素等措施提升制造业创新质量。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模式比较——兼谈西部地区走向市场经济的对策

中国两大经济增长极－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过各自不同的制度创新模式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与之相比较，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其经济转型过程相对缓慢，阻碍了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总结比较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走向市场经济的经验和两种不同的制度创新模式，试图为西部经济实现转型发展寻找一条道路。     

浅议非营利组织绩效的财务评价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价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文章提出了一个运用财务指标对非营利组织绩效进行评价的初步构想.     

国际风险冲击、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

国际风险冲击对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被显著低估。为此,选取2000—2020年国际风险数据、政府税收数据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利用MCS小样本偏差修正的SVAR模型和CMPR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国际风险、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国际风险冲击平均可以解释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波动的33%;国际风险的负向门槛效应长期存在,只要风险累积不超过最低门槛值,就不会对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冲击;在持续性的国际风险冲击下,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下降,有效税率与税收补偿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助推作用减弱,甚至产生反向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