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探析

财税政策在新能源产业经济规模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和支持作用,是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外部催化剂。许多发达国家成功借力有效的财税措施促使新能源产业获得了发展壮大,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累积了丰富的财税政策经验,这是湖南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有益借鉴。现行湖南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存在分散性、短视性和时滞性的问题,部分财税措施尚未对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效应。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发挥财税政策对产业经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构建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为湖南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服务型长沙市政府的绩效评价

【摘要】服务是一个政府的宗旨所在,本文从服务切入评价长沙市政府的绩效。从经济、政治、环境和人民生活四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相关数据评~2001年、2003年~2006年服务型长沙市政府的绩效。结果表明。较之经济和政治方面,服务型长沙市政府在环境和人民生活方面得分较高。针对所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服务型长沙市政府的绩效。     

制度环境视阈下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997 ～2014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逐步推演,检验财政支农减贫增收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区域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并不充分;随着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财政支农减贫的作用显著提高;但处于中等制度环境水平的省份,其减贫效应却反常的低于处于制度环境较差区间的省份,即财政减贫作用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现象.而在制度环境的各个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培育以及市场中介与法制环境是影响财政减贫效应的关键维度.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策略研究——来自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SA融资约束指数模型测度企业融资约束,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而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更明显,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作用相对较小。异质性结果表明,在融资约束方面,相较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会给非国有中小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监管、企业不断重视数字金融创新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支农资金整合的经济学分析

基于财政支农资金处于分割和三农发展资金严重短缺的现状,中国提出了支农资金整合的命题。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是一个经济问题,其中蕴涵很深的经济学规律。在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问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探讨了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围绕财政支农资金问题,试图构建一个＂3W＂经济学分析框架——什么是整合（what）、为什么要整合（why）和如何整合（how）,分析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     

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的思考

人力资本理论和终身教育思想为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基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深入分析了面向农村发展成人教育,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并对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的具体对策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拐点”

我国以前所出现的“民工荒”是一种劳动力泡沫,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泡沫破灭的表现。从发展动态来看,我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当可观。文章通过模型推算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还要往后推迟二十年多年。目前,劳动力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劳动力状况,采取动态的就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根据“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东中西部到来的时差,实行地区政策的差别化;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     

典型山区农业劳动力及农地流转情况调查——以湖南省祁阳县龚家坪镇为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难题,劳动力和土地又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重要因素.文章以祁阳县龚家坪镇的调查样本为例,分析了典型山区农村劳动力及农地流转的情况,并针对该类型地区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银行资产证券化会计计量问题研究

本文介绍了银行资产证券化和会计计量的概念及计量属性,分析了留存收益和售出资产、新增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会计计量方法。提出我过得银行资产应该以公允价值计量。     

农民阶层分化与土地产权偏好——基于分层模型视角

本文基于分层模型视角,利用CGSS2005的农村数据研究了农民阶层分化对其土地产权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模型的分层效应对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耕地资源越丰富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越偏好土地私有化;在人均收入越高的村庄,主观感知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农民也越偏好土地私有化;但用农民务农时间、家庭总收入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3个指标表示的客观分层对农民偏好土地定期调整和土地私有化的影响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