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都市圈高等教育资源整合对策研究

近年来,长三角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为高等教育资源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本文结合长三角都市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环境,找出阻碍资源整合的主要瓶颈,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快高等教育资源整合的思路与对策,以期为解决我国长三角都市圈高等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政策要义及入法路径

研究目的:厘清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逻辑起点及政策要义,并探索其入法路径。研究方法:文义解释、结构解释和原意解释。研究结果: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思路是针对"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改革无法破解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架空"其物权性这一突出问题提出的,它以既要坚持宅基地制度的农村住房保障功能,又要让宅基地活起来为改革目标,以打破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既是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又是物权性财产权"两权复合"的结构为改革突破口,以宅基地资格权独立成权并承载农民居住保障功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转型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并承载资产功能为主要改革内容。研究结论:宅基地"三权分置"入法,首先应在《民法总则》列举的民事权利类型这个坐标系中对宅基地"三权"分别进行定性,确定其各自所归属的权利类型,在此基础上,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成果联接融入相应的民事权利制度体系中。     

行政权力扼杀企业家精神

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最关键的制度因素是＂可自由创新＂的环境,这一点却在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投机和＂国进民退＂背景下不断萎缩最近几年间,民营企业发展势头明显减缓,这一想象值得深思。民营企业的发展似乎遭受了瓶颈,     

中国式的公民会议:对温岭民主恳谈会的观察和思考

近年来,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一个趋势开始为人们所关注,那就是"协商性民主"实践。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民主恳谈会"已经得到官方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于2004年获得了第二届(2003—2004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对EMU启动前后欧盟国家贸易状况的实证研究

EMU的启动对EMU成员国、欧盟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在EMU启动至今已十年,它是否真的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文选取了对EMU成员国贸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角度来透视EMU启动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92～2007年的面板数据,并通过扩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EMU对其成员国贸易的影响情况。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而言,EMU对其成员国的贸易影响是正面的,即:EMU的实施增加了EMU成员国与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但对于不同国家EMU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彭埠镇外来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及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以杭州市彭埠镇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选取的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LEPP研究中心的“理顺劳动关系，创建和谐企业”课题组2007年的《彭埠镇外来人口就业及生活情况调查》。本次实地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7％，剔除变量残缺样本565个，获得有效分析变量405个。     

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年)

"安全场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有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实现了时代观与安全观的重大历史转型,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安全威胁的挑战。非传统安全凸显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意义,也促成安全范式的全面转型。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中国需要加快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有效应对未来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峻挑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治理问题

要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水平与治理绩效。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缘何规定最低缴费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章＂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十七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这就意味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有了最低缴费年限的规定。     

宅基地是如何被集体化的

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农业集体化改造,最初的目标是耕地等生产资料的集体化,然而由于无法解决新增宅基地化公为私的困境,而不得不将宅基地所有权集体化,并由集体解决新增宅基地使用权分配,与宅基地具有类似特征的坟地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被集体化。1956～1962年,宅基地名义所有权的集体化既非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结果,也非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导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是国家理性设计中遇到了难以处理的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制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