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政策并非中小企业困境唯一原因

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当属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浙江则堪称“奇迹中的奇迹”。浙江以占全国1．06％的国土面积、3．7％的人口，创造了7．5％的GDP、8．5％的工业产值和10％的外贸量（2006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3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从改革前的排名十多位提高到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稳居全国各省区前列。工业基础薄弱的小省一跃而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近年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关注的对象。     

养老保险转移 平衡利益是关键

根据现行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地方统筹，于是就有了各统筹区域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和《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统筹区域间转移，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这种转移并不顺畅，而且在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几乎成为不可能。大批劳动者深受此害，苦不堪言。一些行将“挪窝”的朋友闻知此情，感到异地就业成本提高、风险增加，曾经有过的流动念头因此打消。尤其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其流动性极强，由于社会保险关系不能顺利转续，许多人无奈选择退保，期待已久的保障又与自己分手，     

美国高校跨学科独立研究机构建设的经验与借鉴

跨学科独立研究机构是近十年来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新形式,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广泛存在,其独立性、项目导向性和密切联系社会需求等特征使其迅速成为促进跨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选取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作为案例,通过对其建设、组织、运行以及管理等进行全面介绍,分析、归纳和总结其建设特征,以期对我国高校跨学科独立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     

高校知识协同与研究能力提升机制

从高校知识创新的基本属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基础职能出发,结合已有理论,构建了高校知识协同与研究能力的整合模型框架,并通过对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与浙江大学的实践案例对比,分析了高校知识协同核心要素——知识资源属性、组织学习、界面管理、信息化与高校科研能力核心要素——基础研究能力、应用研究能力的互动及提升机制,进而提出了知识协同与科研能力提升的对策启示。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非营利组织评价体系构建——以浙江宁波区级红十字会为例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是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非营利组织评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非营利组织现状,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设计并构建了我国非营利组织评价体系,并以浙江省宁波市区级红十字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扶持助他型非营利组织而言,组织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对组织绩效的贡献最大,组织战略、资金运作的贡献较小,而信息披露维度指标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则最小。由此反映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基于知识三角的区域协同创新联盟探索与实践

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欧盟于2008年4月在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框架指导下,成立了欧洲创新工学院（EIT）,并在全面贯彻知识三角（knowledge triangle）发展思路中,通过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的互动,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协同组织模式——知识和创新共同体（KICs）。经过数年的探索,其已成为至今发展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分析该模式在知识生产管理、人才培养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建设区域协同创新联盟提供借鉴。     

宅基地拆迁赔偿的地域差异

本文用全国范围的调研数据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发现宅基地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家庭总人口和村庄距城市的距离这4个因素对宅基地赔偿额有显著的影响,而建筑类型、建筑年份和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对宅基地赔偿额没有显著或稳定的影响。笔者同时发现,宅基地拆迁赔偿额在全国有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而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宅基地拆迁赔偿以及我国其他地区的实践,展示了较为成功的在土地农转用过程中引入用地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谈判和市场机制的案例,为未来征地拆迁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方向。     

人力资本异质性、结构与经济增长

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结构变量的增长模型,分离了人力资本结构的增长效应,并阐述了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异质性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份额,提高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程度,可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在非均衡增长路径上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以B市停车自治政策在M社区的执行过程为例

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文章将时间引入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探讨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掌握资源的优势联盟的推动,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容易在基层出现执行阻滞。当政策被高位推动时,政策目标、程序性规则的模糊性和执行者间的冲突会降低,使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转换为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执行阻滞被突破,出现政策的悬浮性执行。目标群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实质性规则模糊,还有利于缓解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以及目标群体内部的冲突,使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进一步转换为低模糊—低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悬浮性执行的政策又进一步转换为以资源为关键要素的行政性执行。基于此,文章尝试建立一个契合中国政策实践的基层政策执行解释框架。     

优化人为资源管理实践增强农民工组织承诺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具有着二元化的身份,他们虽然是农民的身份,却如侯鸟般在打工地间迁徙,成为事实的产业工人.但其较大的离职率与流动性,给企业的管理带来诸多问题,最近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更给人们以警钟.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