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人为资源管理实践增强农民工组织承诺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具有着二元化的身份,他们虽然是农民的身份,却如侯鸟般在打工地间迁徙,成为事实的产业工人.但其较大的离职率与流动性,给企业的管理带来诸多问题,最近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更给人们以警钟.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中国经济是否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基于1988—2018年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分析

本文使用跨度三十年（1988—2018）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抽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等计量方法,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及其与收入结构、地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与收入的关系自1988年以来发生了逆转,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逐步赶超中低收入群体,且这一趋势与各经济地区产业发展状况呈现出时空同步,反映出我国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增加、城镇经济结构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升级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进而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中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以温州为例的分析

温州的经济增长因为缺乏新的动力而逐渐放缓,而温州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病逐渐复出水面,本文对温州模式困境的现象和成因进行分析。     

高龄化、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养老保障绩效研究——基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

快速高龄化是新时代中国老龄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5—2014年的数据,通过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考察了高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病残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在改善老龄健康上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高龄老人长期"带残生存"的问题不容忽视,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受损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突出;女性、农村及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贫困;医疗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风险。鉴于此,政府应在提升医疗及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社区长期照料服务和老年认知功能的早期筛查与干预。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策试验——以江苏常州武进区为例

在中央的政策试验强激励和地域特定的尺度政治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机制尚不明确。2015年,江苏常州武进区承担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任务。中央的政策目标沿行政梯度“自上而下”层层传递,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解读及实施“空间”,自利的、发展导向的武进政府可以“选择性”地执行。另一方面,武进与常州的市县竞争和其不完全的政府权力阻碍了政策创新。武进通过“跨越尺度”,“自下而上”地反馈诉求,积极与乡镇、村集体等建立联盟,实现尺度修复。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保险公司激励机制研究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模式。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存在矛盾,并且政府与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发保险公司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控制保险公司道德风险,提高农业保险运作效率,应根据政府与保险公司的风险偏好,构建由低风险报酬和高风险报酬共同组成的激励机制。     

生计风险、可行能力与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基于农业扶贫的三个案例

农村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生计风险与生计脆弱性是讨论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群体能力建设议题的基础和靶向。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则涉及政府、市场与个人等诸多社会主体及其相互关系。SL、NP和SY三个欠发达村的案例分别反映出在当下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扶贫项目主导者的行为激励和行动逻辑、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策执行者和农户之间的互动与反馈三方面的不同特点,以及形成的不同扶贫绩效。基于这三个案例之间的评估与比较,应就发展能力在时间、群体和内容维度上的扩展,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两对关系的处理,以及对政策执行者和贫困群体的激励机制的完善等议题,探索精准扶贫实践中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