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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相似文献
2.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相似文献
3.
4.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2):34-45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相似文献
5.
6.
7.
《武汉金融》2019,(5)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相似文献
8.
往来款项是企业因购买原材料、劳务或销售商品、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债务、债权关系的资金额,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和预收账款六类,是企业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好往来款项日常管理,不仅能使企业资金链良性运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而且也能降低企业财务和诉讼风险。 相似文献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