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电子信息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战略研究

本土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不仅是改变产业“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俘获”的重要选择。以天津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从跨国公司市场势力、产业链垂直预占及产业定位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本土企业产业升级的因素。应明确产业定位、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培育产业合作网络.     

Galileo系统L1P与L1F信号间干扰的分析

在L1频段上,Galileo系统的授权服务信号L1P和开放服务信号L1F共用中心频点1 575.42 MHz,它们的功率谱部分重叠,相互之间存在干扰。通过仿真研究L1P和L1F信号间的 干扰,对它们的干扰系数、载噪比衰减值进行了详细分析,找出了决定这两种信号间干扰大 小的主 要因素。仿真结果显示,L1P信号受到来自于L1F信号的最大干扰为0.002 dB,来自于CD MA干 扰的最大值为0.26 dB;L1F受到来自于L1P信号的最大干扰几乎为0 dB,来自于CD MA干扰的最 大值为0.604 dB。这表明,CDMA干扰是主要干扰源,L1P和L1F信号间的干扰可以忽略。 这主 要受益于L1P信号采用余弦相位的BOC调制,L1F信号采用CBOC调制,使这两个信号的功率谱 重叠部分大大减少,从而干扰系数很小,大大减小了它们间的干扰。     

近十年来台湾信息产业的转型尝试及发展趋势

<正>台湾信息产业(电子资讯产业)的崛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多年发展,信息产业已成为台湾社会的支柱产业,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信息产业格局中亦占有一席之地。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信息部(EIU)和商业软件联盟(BSA)共同发布的2009年全球信息产业竞争力报告显示,台湾信息产业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15位,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及新加     

后危机时代的流动性过剩与全球流动性管理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再次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给金融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由IMF前总裁康德苏牵头、包括中国央行官员在内的18人研究小组于2011年初发表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书《康德苏报告》,提出IMF承担全球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建立全球监督机制,以此作为全球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非理性、非线性特征使得全球最后贷款人具有重大价值。中国应当积极推动IMF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并逐步推进全球监督机制的建立,这不仅有助于国际金融稳定,而且将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亚洲国家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基体——兼论从日本、韩国和越南发展研究视角的可能性

针对中国研究文献中认为中国具有某种本体或历史基体的惯常假设,同时包括中文和英文文献,但尤其重视日本文献,作者对中国历史基体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并将沟口雄三具体提出的中国历史基体的主张作为反省的对象,旨在分析他提出历史基体论的动机,即要摆脱因为日本自身历史脉络对日本学者认识中国所造成的限制。作者以韩国学者研究朝贡关系为案例,对历史基体论这一学术议题提出了质疑,并佐以越南的两位中国学专家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认为对基体论进行检视有助于中国研究取得知识启示。     

新兴产业的契机

实现全球经济的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应该以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日本全球变暖对策基本法案解析——解读日本减排25%

2010年3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议了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年较1990年减少25%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变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至国会审议.该法案无论是减排目标还是具体政策措施,与过去相比激进和果断许多,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反对和猜疑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该法案能否获准尚不明朗.本文就该法案的主要争论点及背景做全面阐述,并对其前景做一展望,以期有助于了解日本围绕减排的各种主张.     

加速水能开发保护全球生态

开发利用河流水资源：人类文明的标志 自由流淌的河流、任意泛滥的洪水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和人烟稀少的无人区、生态保护区完全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对于现代人类社活动密集的社会来说,就完全就是一种灾难,一种极大的生态破坏。堤防、水坝就是人们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抵御洪水,保护社会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     

发展金融：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之本——访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

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全球危机至今仍在持续,并不断向深度演化：欧债危机频频发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温州老板跑路现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蔓延,中东北非的政治动乱、军事冲突不已——全球危机已经由金融、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散。     

外贸季度逆差剖析

如同官方和学者先前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对外贸易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了6年以来久违的逆差。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全球贸易互惠互利的生态背景中,贸易逆差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相反可以从我国对外贸易的新变化中捕捉到许多积极而健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