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金融变迁的特殊机理及其制度涵义：本土文献述评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货币金融变迁的特殊机理及其制度涵义多有阐发。其中不乏重要的理论发现,这些发现正在成为构建中的制度金融学的重要部分,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发现进行力所能及的初步梳理。既有的本土文献大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它们无一例外地由中国货币金融运行相对于西方经典情形的“另类”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入手,尝试性地探寻深藏其中的特殊制度涵义以及理论价值。本文所涉及本土文献的主要视角与命题包括：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货币内生机制与“家庭内竞争”因素、改革以来国家负债结构的变化与国家低负债的金融原因、中国特殊的内生货币化进程与货币需求函数的“制度表述”、利率的制度博弈性质与银行体系的“高利差”现象以及中央银行行为的“弱独立性假说”。     

基于多层网络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研究

为了揭示内生性集群企业成长过程中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演化机理,在实地调研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网络化成长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网络-网络资源-企业能力-竞争优势的概念模型。     

柑桔皮内生真菌的分离及其代谢产物抑菌研究

实验将以桔子的皮为材料,探讨桔皮内生真菌的分离方法、菌种鉴定及其代谢产物粗提物的体外抗真菌、抗氧化活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柑橘内生真菌及其代谢产物的活性提供依据。     

中国省际资本流动规模实证研究

基于市场交易中资金与货物流向相反的逻辑,以地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减去其净出口的相反数来测算中国省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并分析其制度成因。结果表明:1980—2008年东部为资本净流入地区,中部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而西部则为持续的资本净流出地区;在东部地区内,京津冀为资本净流入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成因在于地方政府行为生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差异,因而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建设的重点在于持续降低当地的内生交易费用。在推进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可置信的保护产权的承诺等良好的公共治理对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必不可少。     

内生家庭谈判力与婚姻匹配

本文从内生家庭谈判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当前婚姻匹配中梯度匹配与结构性失衡并存现象。本文认为,由于在养育孩子投入中自然的性别差异,择偶倾向上出现性别差异,女性存在向上匹配倾向,而男性则存在向下匹配倾向。当受教育程度性别差距缩小,尤其是高学历人群中男女性别比降低时,出现梯度匹配与高学历女性的匹配困难并存的现象。     

主权国家经济周期共性分析与经济周期模型创新

本文通过分析海洋时代以来的五大主权国家的兴衰,并结合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深入探讨了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和实业技术革新的两个层面深入剖析,探讨性地重新架构了经济周期运行的模式,最后提出政府的作为空间和市场的运行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特征的研究——以上海市九星市场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其父辈不同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不同源于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新的环境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都有着新的构建.从现有的文献入手,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展现出文献中所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框架,再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论证文献内容与实证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从而构建出清晰而全面的“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征框架.     

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来建模验证,探讨了土地市场发展和土地出让金对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土地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出让金(土地成交价款)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三是土地市场发展结合着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并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通胀—增长权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现象,但有关中国的研究尚缺乏共识。本文基于实证和理论分析,系统研究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问题。首先,结合货币政策冲击和月度SVAR框架,发现通胀的响应程度在2010年后大幅下降。由于证据显示总需求曲线并未平坦化,因此通胀响应弱化可解读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生产率增长放缓同时发生,因此,本文在标准DSGE模型中引入纵向内生增长渠道,该渠道基于研发投入和知识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率内生于经济周期。研究发现：(1)内生增长渠道放大了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但缩小了需求冲击对通胀的影响;(2)内生增长渠道改变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改变边际成本向通胀的传导。分段估计显示,2010年后,通胀和增长的关系弱化是边际成本传导变弱和内生增长渠道变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中央银行应继续坚持稳增长和就业优先战略,关注但不必过于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