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法行为≠具体行政行为

2000年4月10日，某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以下简称海关侦查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在该市某供销公司仓库内查获无合法进口手续的韩国现代吉普车79辆。初步侦查发现，该批车辆系由某公司出资进口的整车散件、在国内组装生产的，该公司在此过程中涉嫌走私犯罪，某海关侦查分局据此扣押上述车辆     

知识产权“两法衔接”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立法是增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对现有知识产权两法衔接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归纳,可以发现相关法律制度虽初具规模,但是仍然存在政出多头、内容冲突、效力等级低、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由此提出需要从更新立法理念、整合立法资源、加强人大立法、加快法律清理、强化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影响因素

我国当前的犯罪现象不仅在数量上逐年上升,而且案件种类不断增多,细化趋势也很明显。自1997年刑法典颁布至今的刑法立法实践证明,目前我国刑法立法的犯罪化特点突出,非犯罪化占得比例极少,犯罪圈扩大化特点明显,影响刑法立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影响因素诸多。本文主要对犯罪学的应然与实然之罪理论、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原则、犯罪圈扩大化的价值追求等三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背景下刑事合规制度研究

新发展阶段下,电网企业产业格局与生产关系均发生显著变化,各业务领域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加复杂,迫切需要加强内部的法治建设与管理。其中刑事合规在企业经营治理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因为企业一旦被定罪,将要面临的后果将是“灭顶”的。刑事合规中,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大量实践经验对刑事合规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将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相关实践研究为出发点,围绕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背景设下电力企业所面临的有关合规风险,就完善电网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路径提出概括性思路,以期为电网行业健全刑事合规制度,加快实现法治企业建设,和电力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试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之功能缺位

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理念的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下,刑事审级制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我国以刑事初审程序和刑事上诉程序为内容的两审终审制,正是此公正与效率两大司法价值博弈而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晶,然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中国的刑事初审程序并未扮演好本该对应的角色,审级制度程序分流的功能设计初衷也因此无法兑现,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论刑事辩护的理性基础

刑事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在要求。理性是法的思想基础,作为刑事程序法的一项制度,刑事辩护既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理性的社会活动。对刑事辩护理性涵义审视和梳理,对树立刑事辩护正当性观念,促进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无被害人犯罪的刑法处罚评价

无被害人犯罪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而纳入犯罪学研究领域却是晚近的事情。从刑事政策学的角度,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与自由主义冲突,不利于合理划分刑法与道德的界线,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等原则,所以应当将无被害人犯罪以非犯罪化,不再受刑法处罚。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论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律师参与

由于缺乏《刑事诉讼法》之上的依据,我国司法实践当中的证据开示协议很难约束辩护方;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不是证据而是关于证据形成的主观意见,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案件当中,属于法定开示范围内的控方证据材料,应当由检察机关制作证据目录、并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内容及证明目的说明,于起诉时一并移送法院;由法院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时一并送达被告人。证据开示制度和阅卷制度能够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