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为意大利经济特区发展注入新活力

意大利是欧盟第二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并将在英国脱欧后成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历史上,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港口城市就有自由贸易的传统。今天,意大利更是将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政策作为促进地区发展、平衡南北差距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探讨

康德曾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是人，所以就必须被作为目的、受到尊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做工具。只因为是人，所以不能被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纵观各国在追诉犯罪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原则。然而，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中，在增强对被告人的保护中，我们似乎遗忘了被伤害过的被害人。同样是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一方的被害人，其权利的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一个全面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可以让经营者在正确的轨道上轻松向前,不仅可以回避一般的民事法律风险、行政法律风险,更无人身被羁押、公司被抄查的刑事法律风险。公安机关一般以合同诈骗或诈骗罪插手普通经济纠纷,利用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羁押经济纠纷中欠款公司的老板或股东。由于诸多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加之这类案件侦查期间较长,最后办案机关明知不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仍会对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判决。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启动之后,公司股东、主要业务主管都有可能被羁押,导致公司无法经营,基本上会处于瘫痪的局面。     

罪刑法定与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小论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由于司法实践发展的多样性及不可测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进行量刑。现实中，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原则会出现失衡的状况，此时会妨碍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对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及探讨，以利于更好的完善司法制度，推进司法实践活动的发展。     

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判例研讨

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特别是刑法学,不管理论多么艰深,都得服务于司法实践,才不致流于自说自话的空谈。笔者拟以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德国通说来检视我国法院的两个刑事判例,以获得思考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笔者在我国官方出版的判例集中,精心采集两个具备代表性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判例,依次研讨。值得强调的是,这两个判例,只是我国千千万万个判例中,极小部分,不足以全部发挥德国通说对我国实务的作用。     

马正其副局长率团访问匈牙利和德国

5月18日-25日，马正其副局长率团访问匈牙利和德国，与匈牙利消费者保护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举行首次工作会议，和德国联邦训法与消费者保护部举行中德消费者保护高层对话。     

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建议

激愤杀人的概念。我国刑法学界，并没有关于激愤杀人的明确定义，许多学者把激愤杀人归纳成“愤杀”或“怒杀”，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可将其定义为：行为人因被害人的不当言行产生短暂、强烈的极度愤懑的情感，而使自我控制能力严重削弱，并于不当言行之时或之后合理时间内实施的杀人行为。该定义包含了如下几层含义：实施激愤杀人行为的最初原因是被害人不当的言行；犯罪人在实施激愤杀人行为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自我控制能力；犯罪行为必须是在不当言行之时或者之后的合理时间内实施，这是激愤杀人的时间要件。如果在激愤丧失情绪稳定下实施犯罪行为，是属于明显的故意犯罪范畴。     

辩诉交易制度与我国现行刑诉制度的不相容性

长期以来,辩诉交易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4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是契合实际的合理选择。从制度、文化、实践等角度进行思考,进一步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坚持实体正义,拒绝辩诉交易,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法治中国的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基层检察机关的实际办理的案件为出发点，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功能之完善

经过理论与实践长期的论证，我国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本文通过分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应然层面的功能内容，结合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来的真实数据，证明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帮助和改造未成年人、体现公诉职能的“起诉便宜主义”等功能上还存在不足和缺陷，因此必须克服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针对这些不足与缺陷，文章提出结合刑事实体法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对域外模式的借鉴等措施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