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经济行为的刑法规制

企业应当是一个以求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为目标的个人经济联合体。尽管被假定为理性的组织体,但是事实上企业的经济行为总是表现出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两面性。对于企业经济行为特别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除了企业的自我约束之外,外部刚性的法律规制更必不可少,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形成良性竞争以及构建良好秩序的有力保障。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对于企业经济行为的规制是否合理既直接攸关企业正常经济活动能否有序进行,也关系到刑法预防企业经济犯罪,进而保障和促进整个经济繁荣功能的实现。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刑法独有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刑法只能调整那些危及企业根本生存制度的经济行为。这是刑法规制企业经济行为的合理界点。     

对商业贿赂罪犯罪主体的法律探析

本文着重对商业贿赂罪的犯罪主体进行了探讨,对实践中较有争议的医生及足球裁判的身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如何解决商业贿赂罪的犯罪主体过窄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初探

当今社会日益发展，与此同时犯罪活动也呈增长趋势。在这其中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严重性，它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社会问题。虽然未成年人犯罪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它依旧敏感，依旧尖锐。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犯罪也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这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04年9月国际刑法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本次大会上再一次确定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底线，这体现了国际刑法对未成年人注重保护，注重教育，注重挽救的总体趋势。但是，如此规定是否就一劳永逸呢?     

浅析罚金闻题

罚金刑的数额直接标示着罚金刑的轻重，体现国家对犯罪行为人惩罚的强度，有关罚金的数额“1979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对其均未作规定，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修订后的刑法，总则中仍没有对数额作出规定，分则中对多数可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也未作规定，但是对有的犯罪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如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倍比罚金罪（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虽然“1997刑法”已作出上述一些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确定罚金的数额却“问题百出”。     

论“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意义

学术界对陆九渊的“六经注我”存在着广泛的误读，学者们通常把“六经注我”作为一种创造性注释方法来看待和使用。然而当我们深入陆九渊哲学思想本质的时候，就会领悟到“六经注我”不是一种注释方法，而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态度。     

法人犯罪的否定情形浅议

我国新刑法尽管规定了法人犯罪，但仍然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本文运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结合我国有关法人(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特点，在法人制度本质的探讨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分析了法人犯罪否定的情形。     

环境刑法与环境犯罪

环境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相当早，几乎从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环境问题相应产生，只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较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程度远比当今轻微得多，生态系统本身尚能吸收和消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环境已成为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     

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及对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基本原则，通常是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是该法律的核心和精髓，体现该法律的根本精神，指导立法和司法适用。所以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贯穿于全部刑法内容的t对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