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物业以企业文化活动凝心聚力

随着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因经济提速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导致劳动力供应总量开始减少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外，当今劳动力资源知识结构和就业观的变化，也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讨。     

美银总裁零年薪

风光无限的大银行家忽然间变成了人人可欺的纸老虎。2009年10月8日，美国银行发布公告称，CEO刘易斯（Kenneth Lewis）2009年将拿不到任何薪酬。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增长的阶段性与同步性研究

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使我国可能在2015年以后进入劳动报酬的高增长期。届时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但在劳动报酬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报酬将会陷入一个低增长期,原因主要在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低效率的产业结构转型、老龄化及忽视员工的企业经营伦理。因此,实现劳动报酬总量与人均水平同步增长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劳动者,充满有效的动力、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社会系统模式。     

对刘易斯拐点框架的再认识——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评析

本文以刘易斯模型的理论构架为依据,主要针对乔根森对刘易斯模型中生存工资问题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部门和生存部门的工资水平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中国的经验化数据检验刘易斯的假定跟模型。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

对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包括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良思想等。在此基础上，与加尔布雷思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社会改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进行了比较，提出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我国农村人口转移趋势

"刘易斯拐点"研究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劳动力的动态转移.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具有同步性,农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城乡收入差距、边际生产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且呈现相同的变动趋势.随着"刘易斯第二拐点"的临近,农村人口转移将会达到峰值,增量逐渐收敛.为此,需要支持城镇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确保合理就业、继续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市民化服务和开展专业化职业培训等相应政策.     

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兼论“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若干疑问探讨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在讨论二元经济的转型问题上具有显著代表性,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也被众多学者视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期是否到达的重要标准,但笔者以为这个模型还是存在若干疑问之处。本文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的忽视、缺乏量化指标、隐含假定考虑不足以及工资水平标准、劳动力短缺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疑问之处,并适当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