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

本文通过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根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经济过程中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短缺点)已经出现。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一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严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并运用1993-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一个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这些发现意味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政府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释——兼论“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新华尔街之王”肯尼斯·刘易斯

2008年12月初,美国银行业权威刊物《美国银行家》把“年度银行家”称号授予美国银行董事长兼CEO肯尼斯·刘易斯,他也是唯一的一位两度加冕此称号的“银行家”。     

论我国农民流动与劳动力配置优化

农民流动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缓解我国农村目前巨大的人口剩余压力，应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必要性分析

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是在收入分配恶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这种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强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对经济进行“早熟”的再分配，还会造成抑制经济增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