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若干疑问探讨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在讨论二元经济的转型问题上具有显著代表性,其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也被众多学者视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时期是否到达的重要标准,但笔者以为这个模型还是存在若干疑问之处。本文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的忽视、缺乏量化指标、隐含假定考虑不足以及工资水平标准、劳动力短缺衡量标准过于单一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疑问之处,并适当提出建议。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后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解析

世界经济纠结于危机与通胀之间,似乎短时间难见分晓,还有个不断四处滋扰生事的流动性过剩围绕在新兴市场国家上空,政策选择面临诸多困境,需要重新审视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外汇管理等相关制度,关注世界货币体系尤其是美国央行新推出的QE2政策及其可能对中国通胀形成的外部冲击。本文按时间维度结合三种成因对通胀进行两维剖析。结论是:中国的通胀已经进入长期上行通道,成因主要包括:通胀预期、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成本的提高。未来通胀治理将是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滞涨现象的出现。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及干预政策

中国经济在30多年以来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但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的现象,其中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的矛盾尤为突出,突出表现在“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存.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正在进行着变革,倒逼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 国际经验及理论反思

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实证研究,发现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或部门中。由于城市非正规经济也是剩余劳动的重要蓄水池,农业剩余劳动的减少和消失不宜作为判定刘易斯转折的直接证据。由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现象的复杂性,判断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标准和方法。     

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

对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包括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良思想等。在此基础上，与加尔布雷思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社会改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进行了比较，提出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与大多数学者的担心不同,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特别是对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突破“低水平陷阱”、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升级的顺利实现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企业销售渠道的升级等。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隐形”刘易斯拐点现象对政府区域产业政策的启示

东部沿海部分省份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已经完成,但是由于中西部的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省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仍然保持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使之流失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的的制约,使得农民在地区间流动成本很高,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效率的损失。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和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忽视,降低了对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大力促进东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为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发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