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模式变革与消费者保护立法中的利益平衡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着由"单一的生产出口依赖"向"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的模式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消费模式中"空间、客体、媒介及时间"等要素的变化,由此进一步引发"网络消费、非物质产品消费、信用消费以及预付式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消费模式变革将对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原本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产生冲击,造成利益失衡并产生新的消费者问题。消费者保护法之重构,乃是对消费模式变革冲击下已失衡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平衡,而利益平衡中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基本进路将围绕着新型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制定,新型消费者权利、新型经营者义务和介入消费活动的新型公权力之出现,固有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和公权力的变化以及对基本消费概念的重新解释等内容来展开。     

协力打造网络强国

继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之后,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近日成立.这个最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凸显了中央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的决心,体现了中国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显示出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方面的决心.     

积极沟通释放CSR价值 访谈嘉宾：阿迪达斯大中华区企业公关总监张绮婷

知名体育用品商阿迪达斯的品牌广告无处不在，“adidas is all in（全倾全力）”让人耳熟能详。在企业社会责任大潮来临时，阿迪达斯与利益相关方就可持续发展的沟通却没有那么高调。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中，阿迪达斯在外资企业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名中并不起眼。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迪达斯中国忽略了沟通，特别是没有针对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保障性住房供给中民间资本引导——以天津市为例

民间资本具有逐利性,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供给必然要追逐利益,相应的制度设计必须尊重民间资本的逐利性,给予民间资本稳定、持续的利益激励,从而保证其稳定、持续地参与保障性住房供给。但基于民间资本的流动性,需要在制度设计中中断民间资本的逐利性,避免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过程中为追逐利益而偏离住房保障目标。对于具有较高获益性的保障性住房,天津市允许民间资本直接参与供给;而在获益性较低的保障性住房项目中,天津市采用保障性住房投资基金、保障性住房信托投资基金、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工具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地兼顾了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保障性住房的公益性,在结果上达到了双赢。     

基于转基因商业化纷争的绿色资本培育路径研究

转基因技术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的重要进步，其应用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其商业化纷争也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所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对绿色资本的需求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基因商业化的全球发展态势，并通过解读转基因商业化纷争，探寻我国绿色资本培育路径。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创新

我国名噪一时的“ST张铜”的陨落,还有上市公司不断传出的丑闻事件,都暴露出了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缺陷。所以建立更为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成为上市公司讨论的永恒话题。 一、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内涵 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是指“监督主体属于公司组织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监督机制，是对发生在公司内部机关之间或公司机关人员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总称。”一个公司内部的制衡监督主要是由内部监督机制来体现的，每一个公司都存在内部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制衡，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只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工作，并且相互之间配合得当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稳步发展。正如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设有专门的监事会来监督管理层的经营管理。     

4800亿核电大单

过去核电发展30年,曾经有过路线之争、技术之争、也一直存在企业利益之争。在沿海核电重启的背景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何把握投资机会？放弃还是重启,对于核电战略,似乎没有中间路线。3年前的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给全球的核电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因此,中国在发展核电上做出了政策性调整,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3年来,政策虽有微调,但总的来说,中国核电发展滞缓。     

商品融资业务中监管公司责任追究案例分析

商品融资实务中，银行与监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争议较多。监管公司未有效履行审查，保管或监管质物义务，质物押入时数量短少，监管过程中质物被调换，被盗抢，导致银行利益受损，监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相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一直没有明确结论。     

破解阿里巴巴的双重股权结构

之前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让人们熟悉了一个新的法律术语：VIEs——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这是一种双重股权结构,既可保障股东的股权收益,又让持股比例很少的马云及其团队能够行使对阿里巴巴集团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