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答复柳新元教授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人的活劳动,通过凝结在物上,转变为价值实体,再经过交换实现了价值。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不一样。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依据是价值实体而不是价值。纯粹的服务劳动作为非生产性劳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既合理也合法。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利他行为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关于纯粹利他,生物学存在着很大争论,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本文在“合作剩余”和“生物演化稳定策略”(ESS)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地粹利他行为的模型．并利用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行为内在的激励机制作出了说明。     

纯粹中介与套利中间人——一个普通商品市场微观结构内生化模型

本文给出了一个包括两种交易方式的普通商品市场微观结构内生化模型,其中,商品的买者、卖者不可以直接进行交易,但被允许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中介交易方式——“套利中间人交易”与被现有文献所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纯粹中介交易”——中进行选择。对于微观结构的内生性,模型给出了如下结论：交易意愿较高的个体倾向于通过套利中间人进行交易,而意愿相对较低的则会选择纯粹中介作为交易媒介;市场的微观结构决定于三个参数——跨期替代率、纯粹中介单位交易量的交易成本与最有效率的套利中间人单位交易量的成本。     

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55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港澳问题处理上,至少在55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对比宪法在香港与澳门的实践,可以发现二者在"宪法实施涉及的问题类别""宪法实施的具体方式"以及"港澳法院对宪法实施的立场"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分析宪法在港澳之间实施现状异同的原因,不能无视"中国宪法的特质"与"港澳特殊的宪制背景",应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制度原初目标"与"制度演化因素"两个角度加以判断。阐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扩展与深化对港澳宪制结构的认知,促进"宪法在港澳实施共识性理论"的形成。     

整合论宪法学： 找回国家还是失去国家？——读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

整合是宪法的原初使命，斯门德的《宪法与实在宪法》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理论资源。鉴于国家在公法研究中的缺席，斯门德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作为一种生活过程，国家整合包括人的整合、功能整合和质的整合，斯门德以此重新解释了国家法的基本范畴。结合历史反思斯门德对于魏玛议会、总统制和联邦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抽象的分析框架高估了从个体到整体的连续性，未能触及具体的权力运作机制，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主权的考察，因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整合路径。如何结合社会现实推进国家整合，仍然是摆在宪法学者面前的任务。     

期待开放的宪制会话:国族崛起下的儒学与自由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具启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发展路向当属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话论辩。杜维明先生集中开启了对儒家与自由主义之关系的探讨,在文明价值与制度领域提倡直面二者对话中的丰富问题性。蒋庆和陈明对此的处理则显示出二者差异颇深的新儒立场,前者在现代性情势下缺乏实际建制依托的保守主义困境值得同情地了解与批评,而后者的论述初步呈现出一套围绕现代国族建设展开的儒家式纲领表述、制度承诺与价值共聚。另一面,盛洪和秋风从自由主义谱系向儒家传统开放的思考轨迹值得注重,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愿景上有着更为积极的导向价值。上述诸人从春秋公羊学、文化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等不同的初始路径共同把握到了时代变迁的核心使命,即后革命时代的国族崛起与宪制构设。     

浅谈《我是歌手》爆红原因

在2012的电视荧屏，《中国好声音》的异军突起打乱了各家卫视的阵脚，不仅改写了收视排行．而且将观众的欣赏水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市场主体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

市场主体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利己的利与利他的义之间的关系,克服脱离义的利行为,提倡纯粹的义,实现义利相统一及其现实意义。     

农民工自利行为剖析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工所处的特殊环境,其自利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一直在继续.事实上.农民工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表现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发展理性的演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