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缺陷分析及改进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服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改进其财务报告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建立新的结构、丰富新的内容,成为当下非营利组织再次兴起的关键。本文首先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及其财务报告的基本情况作出说明;然后分析出目前使用的财务报告的缺陷,在最后提供了新型的双重主体财务报告体系,希望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财务运作上能够透明化,重建公众的信任,实现可持续发展。     

报废汽车和废旧电子行业补贴范围或扩大

<正>我国在2014APEC峰会首次承诺碳减排峰值时间点,再次将节能减排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再生资源回收减排效果显著,并兼具环保、经济双重效益,将是节能减排的重要生力军。我们持续看好即将大幅扩容补贴范围的废旧电子电器以及将进入爆发期的报废汽车再生资源回收细分领域,有望持续获得政策红利推动加速发展。在废旧"四机一脑"处理补贴政策及配套措施出台推动下,我国主要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处理量从     

如何应对“品牌人格化”挑战?

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围绕着品牌个性化、人格化、具象化而转变2015年中国的商业环境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线下原来很火的商场在改造,打造"生活综合体"或者其他新鲜概念,这意味着线下品牌租金等运营成本会随之大幅上涨。其次,线下的商品由于展示和空间的限制,很难再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费的需求,客流大幅下降。再次,线上品牌也在面临洗牌,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到来,你的品牌能     

虚拟现实技术让企业玩起来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原型和模拟,不但为更多的创新创造了条件,还有望为企业大幅节省开支。迅速发展的移动行业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降低了运动传感器、屏幕和处理器的成本,并提高了质量,它帮助虚拟现实技术迎来了新时代。以往只有大型制造商或军方才能享用的系统现在可以用消费级技术组装起来,而成本大大降低,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在牢牢抓住这个机会。说到虚拟现实,最大的好处之一在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发明人角色识别及二元创新能力差异分析——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发明人的创新活动嵌入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从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两个维度辨识并定义4类发明人角色，包括“明星”、“纽带”、“平庸”和“活跃”发明人。以人工智能领域在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II）授权的专利数据为样本，运用负二项模型，对4类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角色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显著不同。其中，“明星”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最高，“平庸”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最低，“活跃”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高于“纽带”发明人，即认知资本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大于结构资本。结论对提升发明人二元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银行法审人员的自我修养

法审工作作为银行法律合规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常态化工作,基本逻辑和功能在于通过审查活动识别、评估和防范法律合规风险,"见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作为银行法审人员,如何提升自我修养以实现法审工作的功能?这无疑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角色认知:"你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没有?"毋庸置疑,法审工作可以为银行降低经营成本、保护经营成果甚至直接创造利润,其基本定位在于"解决问题、创造价值"。但在法审人员眼中,银行法审工作的槽点不少,典型的譬如作为银行的中后台成本中心部门岗位长期被边缘化、既要懂法律又要懂业务、不时被业务人员质疑阻碍业务发展、一出问题动辄被甩锅成"背锅侠"等等,以至于对法审工作的上述基本定位认知产生摇摆甚至质疑。     

政府角色定位对旅游治理的影响——以广西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对旅游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探讨其旅游地发展历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变,解读不同阶段治理失灵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旅游探查期,社区自主发展,政府基本缺位;在旅游参与期,政府以“规划者”角色介入,并主导运营管理,治理角色不中立,导致治理权威受损;在旅游大发展前期,政府治理目标部分错位加上在资源欠缺、政策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强制干预,最终导致治理失灵;在旅游大发展期,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资源跟不上旅游规模的扩张,缺乏长效监管机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