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面开放后我国商业银行的处境及对策

我国金融业已全面开放.既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机遇,促使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又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和竞争,使我国商业面临更大风险.面对大举进入的外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作为中国本国的银行,拥有自身的优势,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开放初期是我国商业银行逐步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一段时期,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因此,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而如何认清形势,找好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之路,是当前的主要目标.     

解决“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的途径

“十五”期末，在国民经济高位运行和国家加强对“三农”的政策支持作用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总体趋好。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供求矛盾趋于缓解；农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入，优质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农民增收幅度由低走高，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乡镇企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继续增加。这些良好的局面为确保“十一五”时期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

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教育思想概括为反对旧教育,在批判旧教育中重视合理继承,在破旧基础上创新;坚持在办学过程中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加强学校领导;学校教育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挥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革命学风;重视教学方法,提出“十大教授法”;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教育中的作用。     

加强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金融业以支持经济发展为己任。由于不同时期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内容不同,所以金融业在不同时期都应确立自己不同的重点服务对象和资金投放领域。在21世纪,我国金融支持的战略重点在哪里?金融业应当怎样去迎接和应对生物科技进步与生物经济发展的浪潮?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必然深刻左右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金融行为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的投向,同时也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生物产业应成为21世纪金融支持的战略重点我国应将金融支持的战略重点锁定在生物产业,这是我们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外科技发展动态分析研究后得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过程大致分为酝酿发动(1938—1939年)、初步开展(1939—1941年)、普遍开展(1942—1943年)、深入查减(1944—1945年)等四个阶段。运动开展的成绩和意义主要表现为:一是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使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是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促进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四是团结了各个阶层,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减租减息运动胜利开展的历史经验是: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是基本前提;对地主阶级既要实行一些让步又要打击其反抗活动是基本原则;正确认识斗争规律,避免“左”、右倾向是重要保证;根据本地特点,具体而灵活地执行减租减息法令是重要方法。     

关于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1．企业负责人内部控制意识淡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还处于转轨时期，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资本运作的方式等问题尚未完全理清，使中小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利，加上所有者的模糊和缺位，使企业的外部监督非常薄弱，这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我国新郊区建设的国际借鉴与主要任务

城市郊区作为我国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借鉴国外大城市郊区发展的经验,加速推进郊区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大任务。我国新形势下的城市郊区建设一、我国城市郊区建设面临的新形势首先,我国已经进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央相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和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的总体判断,为城市郊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城市郊区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最佳切入点,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有利于城区与郊区发展…     

汇率制度理论发展的整合与启示

汇率制度是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各个经济流派在不同时期有着迥异的认识。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对汇率制度的实践也历经了从固定汇率制度一浮动汇率制度一固定汇率制度一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螺旋式变迁过程。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汇率制度的选择面临着新考验。对于我国来说，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汇率制度何去何从，值得冷静思考和长期展望。     

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民营化研究述评

本文结合国外既有相关研究,重点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外部推力、内生机制、最优均衡模型以及超产权论与最优经济转轨路径等五大方面,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并指出,就中国经济转轨及中国经济重构的绩效而言,国有企业民营化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表面的初始变量,如何基于市场竞争结构与相关制度供求的变化而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整合于企业治理优化的控制系统中,才是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